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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湖北长篇小说一瞥

来源:《长江丛刊》(评论版)  发布时间:2016-06-13 11:24  作者:樊星

摘要:

     、继续关注现实的忧患

2015年,反贪之风依然强劲。

记得1980年代初,曾有一出名剧——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轰动一时。该剧通过一个年轻人披着“高干子弟”的外衣行骗的故事,针砭了一种社会痼疾:在“官本位”的社会里,形形色色的骗局、闹剧也打着官员的幌子招摇过市。2015年,湖北作家贾臻文的长篇小说《“双规”》出版。小说通过一个“山寨纪委”的昙花一现揭开了当下官场的腐败现象,还写出了腐败的荒唐感,为曾经非常热闹的“官场小说热”增添了新的看点。

《“双规”》的故事相当荒唐:劣迹斑斑的郭三毛知道“现在各级纪委非常吃香,所有贪官都怕纪委,如以纪委办专案的名义骗贪官的钱,还不一骗一个准?”就打起了如意算盘:“小偷偷出贪官,地震震出贪官,楼房塌出贪官,桥梁断出贪官,矿难难出贪官,大火烧出贪官,嫖妓牵出贪官,二奶咬出贪官,老婆供出贪官,骗子骗出贪官,网络搜出贪官,假干部带出贪官,你们说贪官多不多?我在纪委搞过,这些贪官最怕纪委,如果我们成立一个‘山寨纪委’,搞几个贪官‘双规’一下,一年不搞千把万(元)才怪哩!”寥寥几笔,既写出了官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可怕现实,又道出了一个科级干部能够混迹于要害部门的原因所在(“纪委认为这个小伙子比较聪明,又懂业务,便留下来安排在机关后勤处,负责莲花山‘双规楼’的物业管理,级别是为正科级。”),还写出了现实的荒唐:一个败类,从“虚报冒领,开假发票”那样的蝇营狗苟到办“山寨纪委”大“捞了一把”,可谓从“小巫”变成了“大巫”。他为什么能够东山再起、如鱼得水?现在贪官层出不穷,事发以后,有关部门常常以“监管不力”向舆论交代。太多的“监管不力”正说明现行的干部任免制度存在着很大的漏洞。那些贪官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

另一方面,纪委查贪官谈何容易!小说中通过“山寨纪委”选下手的对象时有一段话也耐人寻味:“组织部门买官卖官,交通部门招标啊,财政部门、计划部门立项、拨款啊,土地部门出让土地啊,环保部门审批发证啊,各种国有大公司签合同拿回扣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但这些部门的领导或多或少都有后台,搞不好羊肉没吃到惹得一身酸,我认为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现在暂时不要动。”于是,那些小贪官就在劫难逃了。小说写的是“山寨纪委”投鼠忌器、“吃柿子拣软的捏”的心态,却道出了官场的水之深、道之诡。这样的描写足以使人想起《礼记》中的讲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想起孟子说过的话:“为政不难,不获罪于巨室”(《孟子离娄》)还有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到的“护官符”的可怕。这一切其实是封建政治的痼疾。可一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在治疗这一痼疾方面还显得那么的乏力。

同时,小说中关于“现在社会上有种怪风气。如果发现哪个领导几天不见或几天没上电视,就怀疑被‘双规’了,搞得干部人人自危。有的上党校都不敢去。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听风便是雨,搞不好就‘人肉搜索’,连祖宗八代都翻出来晒在网上。有时假的搞成真的了,非常可怕”的描写也入木三分地写出了近年来因为反腐力度的加大,使得贪官们风声鹤唳的恐慌心态。尤其是网络在暴露官场黑暗方面研究发挥的巨大作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反贪的新局面。这样的描写的确写出了当代政治的一道特殊风景。“网络民主”一词的流行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一片新的希望曙光。

因此,这部小说值得一读。如果作者能进一步将“山寨纪委”与小贪官的周旋写得再曲折一些,同时,略去与主题关系不大的那些关于“文革”旧事的枝蔓描写,小说应该是可以写得更好看的吧!

还有曹军庆的新作《影子大厦》,通过聚焦一个以黑社会起家的金钱帝国从发迹、兴盛到倾覆的全过程,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肮脏与诡异,很有典型意义。主人公从黑社会的摸爬滚打到摇身一变成为“优秀企业家”和纳税大户,同时继续为非作歹,通过放高利贷、行贿继续在黑道上狂奔,直至渗透到了政府机关,成为左右一方的“影子大厦”,是许多“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商界大鳄走过的道路。此书与蒋子龙的《农民帝国》、阎连科的《炸裂志》一样,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

尔容(望见蓉)的《相爱不说再见》,则通过一家杂志在改革风浪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起起伏伏,相当生动地写出了一群编辑的命运沉浮:无论是上下级之间彼此利用,还是男女之间逢场作戏,都看似没心没肺,其实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叹息。小说的一大看点是语言俏皮、生猛,很有烟火气、麻辣味。例如写作者的自我解嘲:“如果用键盘,就自称‘贱人’;如果用触摸屏,就自称‘触生’;如果用手打字,可称‘打手’;如果用鼠标,就谦称‘鼠辈’”,还有“什么情人节……就是‘擒人——节”,诸如此类,都写出了这个搞笑成风的年代里语言的狂欢、以及自嘲的流行。

湖北的当代文学,一直以写实的风格引人注目。写实的文学如何不断写出新的社会问题、生活气息?上述作品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二、重新发现历史

2015年,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纪念之年,出版界掀起了一阵“抗战记忆热”。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抗日战争》、李延国、李庆华的长篇纪实《根据地》都是厚重的及时之作。武汉作家中,早在2013年,就有军人出身的作家徐力出版过长篇纪实《1938:保卫大武汉》,记录了那悲怆的历史一幕。到了2015年,赵瑞泰的话剧《别忘了我》讲述了一位韩国女孩在汉口积庆里不幸沦为“慰安妇”后的遭遇,以及后来受到中国老百姓照料的感人故事,风格感伤,显得别拘一格。姜燕鸣的长篇小说《倾城》则沿续了她写武汉女人故事的路子,通过抗日风云中四位武汉女性的命运——有的在逃亡中逃婚,有的因为婚姻不如意而渴望真情,有的身为交际花却仍然追求着爱情,而她们之间也因为与男人的情感纠葛产生了心理的隔膜与争斗,由此写出了小女子在战乱中的日常生活,也写出了老汉口的一道道风景——从拥挤的码头、火车站到花楼街的小旅馆、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从鸟语花香的珞珈山到繁华热闹的汉口新市场……在战云压城的时分,作家写出了一种心态:有恐慌,也有风花雪月、勾心斗角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时候,爱情是抵挡恐惧最有效的良方。”这样的感慨,令人想起张爱玲《倾城之恋》的主题:“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是的,即使在炮火连天的战争中,也会有平凡的生活、纷乱的爱情。然而,当战火真的燃烧到武汉的土地时,这些平凡的女性也会在顷刻间焕发出英雄气来,朗诵起“保卫武汉,保卫国家”的宣传品,唱起歌颂台儿庄胜利的歌曲,上演宣传抗战的话剧,激发起民众抗日的热情。小说中关于民众在酷暑中踊跃献金的场面描写,以及武汉沦陷以后交际花徐瑷奉军统之命刺杀日本军官的结局,都写出了武汉女子的烈性,也使全篇的氛围跃上了一个新的境界——超越了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凸显出普通人心中的凛然正气。这样的结局,也显示出作者走出张爱玲《倾城之恋》影响的尝试。

是的,武汉曾经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洋务运动的热火朝天、辛亥革命的枪林弹雨、“二七大罢工”的慷慨悲歌、收复英租界的胜利欢呼、“八七会议”的紧急决定……都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气贯长虹的英雄气。这样的英雄气到了抗日战争中,自然会继续上演出感人的壮剧。

湖北的历史小说创作已经形成传统,从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开始,还有杨书案先生的诸子系列(包括《孔子》、《老子》、《庄子》等等),还有李叔德的《孟浩然新传》、《乱世诗人张继》、《惊世骇俗皮日休》、《大宋米癫》这个系列。胡晓明、胡晓晖兄弟的《洛神》就取材于历史,写得颇有浪漫色彩。这部《菩萨蛮》写五代十国的一段故事。这段历史很不好写,一方面矛盾复杂,另一方面主人公王审知也不是五代十国里面最有名的人物,可写的素材不多。但是作家能从有限的历史资料中发掘出丰富的内容,再次显示了丰富的想象力。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数朱温最有名,这个人把五代十国时期的人性恶释放到极致。朱温的结局是父子相残,也把乱世中伦理道德的沦丧表现到了极致。另一方面,越是在乱世,越是有救世的英雄。所谓“板荡见忠臣”。王审知一方面忧国、忠君,另一方面审时度势、视民如伤。本来他可以去打仗、戡乱、建功立业的,可最后受到佛家的启发、为了民众不遭受战乱涂炭而放弃了战争,这使人想起了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创建者钱镠,他也是在乱世能够保境安民的开明君王王审知能够在福建这一带偏安一隅,使得这地方政治比较清明、文化比较发达,这也是一种英雄业绩。

看得出来,作家在小说中努力追求一种比较宏大的场面描写,因为主人公从长安跑到了福建,因此写到了政治上的残酷斗争,也写到了王审知以及客家人和本土富豪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刻画王审知的智慧与才干。小说里面写的爱情故事很浪漫,延续了《洛神》的风格,但是我觉得写得更精彩的,还是五代十国时期人性的残忍。用简练的笔墨就写出了朱温父子之间的矛盾,还有帝王的软弱。王审知深明大义,他最后能够成为闽王,为当地带来比较平静、安定的生活,在乱世里面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的确不容易。作者写出主人公深受佛家的影响,显示出作者是花了功夫去研究佛家的,如何看破世事红尘,如何返归自己的内心。这样,佛家的感悟与乱世中人与人的残酷斗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读来也耐人寻味。

不足之处在于,因为整个写法有点像电视剧,情节跌宕起伏,描写很有电视剧的镜头感,常常一句话就是一行,一行一行排列在一起,形成很短促的节奏,这种写法近年来似乎比较常见。这样一来,情节感、场面感比较强,故事推进得比较快。但是人物的内心活动就显得单薄了一些。相比较而言,姚雪垠、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写人物的内心活动就丰满、细致一些。

湖北的历史还有许多的富矿有待开掘。

三、 几部奇书

2015年已经过去。回望这一年湖北长篇小说的创作,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便是:多奇书。所谓奇书,指的是那些立意奇、叙事奇、记录下奇人奇事的作品。

  例如武汉大学法国文学专家杜青钢教授就出了一本“测字小说”——《字行天下》,堪称奇事。书中既记录了他多年来研究传统测字文化的心得,也点化出预测人生的玄机深不可测,可谓奇也。想当年,司马迁感慨“文王拘而演周易”,作为“圣贤发愤之所为”的范例。只是,《易传》中另有分教:“作《易》者,岂有忧患乎?”一句话,道出了人心的奥秘:谁不想预知自己的命运?有祸则避,无祸也谨慎小心。关键问题是:未来是可以感知的吗?唐诗留感慨:“闻道长安似弈棋”(杜甫:《秋兴八首》)宋词有长叹:“天意从来高难问”(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然而《易经》千百年来吸引着许多智者去探究天道、世道与人心的无穷奥秘,而且结出了许多神奇的文化成果(如《周易正义》、《推背图》等等)。当代作家贾平凹也是此道高手,曾云:“我就爱关注这些神秘异常现象……佛、道、禅、气功、周易、算卦、相面,我也有一套呢。”[1]他的小说中多有相关描写,不仅揭示了人生的神秘,而且显示出他看世事的特别眼光。

这本《字行天下》通过一个个测字的故事,写出了汉字与世道人心的玄妙:“文字触动了宇宙的敏感神经,笔画里藏有人世间待解的密码。”作者有意“以测字为依托,着力展现汉字的独妙,解读大含细入的中国文化,破译中法文化差异,反映当下的世态人情”,可谓别具匠心。就如同国人起名,有时看似随意,其实存有深意;也就像灯谜爱好者猜谜,常常出人意料却别开生面。因此,在偶然与或然、必然之间,就浮现出似有若无、深不可测的联系来。作者多年留意研究传统测字经典,又经长期实践检验,故能将历史掌故,信手拈来;还能于日常生活,处处留心,集腋成裘,得此一卷。更因作者法语功底深厚,居然能够将测字的功夫用到法语上(见书中“Aimer”、“沙漠”、“嫁娶”诸篇),且常能令法国友人叹服,收到语惊四座的奇效。如此说来,此书有奇气,读来也趣味盎然。掩卷回味,足以令人浮想联翩:从汉字的奇妙到测字的不拘一格、又自成一家之说,更由近及远,感悟世道人心的玄机——“说到底,人活得是心态。”既有忧患意识,更能自强不息;一面“终日乾乾”,一面虚怀若谷。儒家讲乐观进取,道家讲宁静致远,佛家讲“心即是佛”,可谓殊途同归。由此可见,这又是一部在压力山大的年代引导读者超越重重烦扰的人生宝典了。

是的,不可小看测字。虽然在民间,常有居心叵测者打着“算命高手”的招牌谋生,却因为失算而贻笑大方,但真有功力的预测名家却能够以过人的眼力、灵验的结果令人折服。在这些年的“传统文化热”中,如何彰显传统文化的神奇,已成一大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在这方面,《字行天下》的有益探讨是值得注意的。

又如陈应松的还魂记》,通过一个在押犯人被同监犯人整死后魂归故乡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出了乡村少年经历的种种不幸——从被生母遗弃到被为非作歹的村长诬陷、被草菅人命的法官胡乱判决,一直写到村民对土皇帝的敢怒不敢言、土皇帝之间的利益冲突、父亲为了占有儿媳妇而坑害儿子、一群老头强奸一位无助的少女……作家因此以超现实的魔幻手法写出了破败乡村的重重乱象——“好多的好人已死去,/好多的好事不再来/好多的美德没有了”。因此才有“人间不太平”、“乡村不安宁”的长叹。这样,作家就将他多年来一直关注的“乡村破败、底层危机”写出了魔幻的意味。中国古典戏曲和民间传说中,一直就有“还魂”的魔幻情节。例如汤显祖的《牡丹亭还魂记》、明传奇《袁文正还魂记》、昆剧《李慧娘》等等,都表现了民间对于“还魂”的想象。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通过一个地主冤魂的“六道轮回”写当代历史的悲剧,也延续了这一传统。而当陈应松提到“谈论鬼魂是我们楚人对故乡某种记忆的寻根,并对故乡保持长久兴趣的一种方式”时,[2]他也就为自己的还魂记》涂抹上一层继续“寻根”的色彩。

再如周芳的非虚构文学《重症监护室》非虚构文学(包括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人物传记等),曾经在新时期之初到1990年代风靡一时。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小木屋》那样为知识分子呐喊的名篇到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那样为形形色色的北京人立传的厚重之作,从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老鬼的《血色黄昏》那样回首“文革”的泣血之作到邓贤的《大国之魂》那样追忆国民党远征军战史的史诗……都曾经以真切的深情、反思历史的深刻感动过文坛,也影响过众多读者。2015年,白俄罗斯作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因为以一本本纪实之作“对我们时代的磨难与勇气的纪念”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再度显示了非虚构文学的强大力量。湖北的非虚构文学曾经有过光荣的传统。当年,徐迟、祖慰都是很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刑天舞干戚》,祖慰的《线》(与节流合作)、《审丑者》、《快乐学院》都是三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进入新世纪以来,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也写出了湖北农妇的粗砺生存状态。而周芳的这部《重症监护室》,则是湖北非虚构文学的可喜新收获。长篇非虚构文学《重症监护室》,是作家以义工、“病人”的身份进入ICU,去“认识生命的犹疑与不确定”,去直面痛苦与死亡、纠结与虚无、无奈与尽力,并因此懂得更加珍惜人生的一份真切记录。全书聚焦于这样的感动:“为了‘活着’,有多少人在默默付出。”是的,活着,即使是“粗俗地粗鄙地粗糙地,好好地,活着。”这样的感慨令人想起池莉的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余华的小说《活着》、盛可以的小说《活下去》(又名《北妹》)……等等重新审视活着这一主题的作品。在当今社会里,一方面,人们都感到生活在渐渐好起来;另一方面,压力山大、活着不易的感慨也随处可闻。在许多人因为压力山大而猝死或者自弃的今天,在种种绝症突如其来扑向人们、将他们击倒的今天,“珍爱生命”才日益成为时代的强音。当周芳在重症监护室这个天天面对生命的脆弱、死亡近在咫尺的逼仄场所,去关注“那些战斗在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在疾病和死亡逼近时,用他们的医术、爱心、信念,如何挽救一个个濒危的生命”的一个个场景,去面对一个个痛苦的人、绝望的人与死神搏斗的呻吟或者哀嚎,同时也完成了从一个晕血症患者在司空见惯的痛苦中转变成一个“女汉子”的过程,她也就更加真切地体会到活着的实在不易——经历过绝望的考验以后,我不敢再小看一粒粮食,甚至粘在棉签上的一滴水,它们就是这世界最本初的样子”,“我不敢再小看一个呼吸一个微笑一个伸过来的手指。”因为面对过各种各样的绝望,才更加体会到平常人生的可贵——这样,作家就将痛苦的体验写出了令人感动也令人唏嘘的正能量。这正能量与叱咤风云的口号无关,它时时刻刻都在平凡的生活中涌动。在这个“吐槽”已成时尚的年代,生活需要这样的正能量,温馨而实在。书中穿插的《无常经》、《圣经》片断,以及作家的思考与感慨,也都彰显了对生命的感悟:每一个人,都需要“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还有成君忆的长篇小说《牛郎织女》重写神话,是前些年一度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不少西方作家的重写都选择了以后现代手法解构传统神话,从而阐释出另一番意义。美国作家巴塞尔姆196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白雪公主》就把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变成了现代社会的普通人,在讲述他们的故事时充满调侃意味。到了新世纪,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了“重述神话”大型图书出版项目,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出版社参与。中国作家中,苏童重述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的长篇小说《碧奴》,叶兆言重述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神话《后羿》,李锐重述白蛇传的长篇小说《人间》,以及阿来重述藏族神话史诗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都是该项目的成果。

曾经出版过《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工》等畅销书的作家成君忆在2015年推出了长篇小说《牛郎织女》。小说的题记为:“每个男孩都是牛郎,每个女孩都是织女,直到他们成为天上的恒星。”可书中关于牛郎织女故事的讲述却相当具有颠覆性了。牛郎(钟幼稘)关于“婚姻并不是一个美满的结局,而是另一场苦难的开始”的喟叹,关于牛郎织女之间的冷战、织女(阿媔)离家出走的描写,都已经不同于童话的美好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书中花了相当的篇幅写了自己对楚国历史、嫘祖、妘姓与郧国、七夕节的猜想、对《诗经》中关于汉水的歌咏、关于武汉东西湖地区一些地名(如马鞍山、百莲湖、蔡甸、野歌渡等等)的考证,这样的猜想其实与他关于牛郎织女传说的发源地可能在东西湖一带的猜想紧密相关。这样的猜想自成一说,但这样一来,这部作品就在众多“重写神话”的作品中显露出特别的意味了:通过“重写”去猜想那些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深处的故事、诗歌、地名的来历,“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虽然,很多的史实已经不可能考证出“真相”,但这样的猜想仍然显示了一位热衷于地方文化研究的作家的痴心。小说结尾通过上帝之口道出人们常常“生活在各色各样的幻觉中”的警示恒言,也寄托了作家的悠悠之思。

    上述奇书昭示了湖北作家在拓展长篇小说新思维、新想法方面作出的可贵努力。

          

此外,还有两部作品值得关注:一部是73岁的潜江退休经济师王作林的《不可冰封的爱与梦想》。此书一年前曾以仁长久的笔名出版,题名《冻土下的爱》。经修改后,配以二十余幅照片再版,显示了该书的浓厚纪实色彩。印在封面上的题签“谨以此书献给非常岁月里那些流尽眼泪的地富反坏右子女”道出了小说的主旨:这是一部记录不堪回首的伤痕往事的书。几十名“地富反坏右”子女在疯狂革命的年代里自发组织起来,在一个阶级意识空前强化、出身问题至关重要的年代里,怀揣“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信念,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相濡以沫的故事,令人叹息也感人至深。还有仙桃作家达度(本名应才兵)的《贫困时代》讲述了江汉平原上应氏父子在贫困年代里的命运沉浮:父亲处世的奴性与在家的暴戾,最终被诬告、整死的悲剧,与儿子在家庭暴力中倔强成长、发奋自强,通过读书、抗争走向新的生活的坎坷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书中关于江汉平原风土民情、民歌土语的描绘,也为全书增添了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

上述两书的作者,都经历过贫困岁月,也都在逆境中自强不息。他们的故事令人想起路遥的名篇《平凡的世界》。可见在艰苦的环境中“贫贱不能移”的民族精神一直激励着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相信这样的故事还会有人继续写下去。

匆匆一瞥,也有目不暇接之感。愿长篇小说创作的文友们不断去谱写湖北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新篇章!

               

 2012年12月11于武汉大学



[1] 对话录:《地域文化与创作:继承和创新》,《作家》1996年第7期。

[2] <还魂记>后记》,《钟山》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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