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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真切地进入过心灵的人物与生活——湖北2015年中短篇创作述评

来源:《长江丛刊》(评论版)  发布时间:2016-06-13 00:00  作者:李鲁平

摘要:

    中短篇小说创作的质量向来是衡量一个地方文学创作实力和水准的重要标志。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省的中短篇小说一直在全国有着显著的地位。以《挑担茶叶上北京》、《心比身先老》、《父亲是个兵》、《琴断口》、《松鸦为什么鸣叫》等为代表的中短篇作品树立了湖北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标杆。也许我们可以说,从作品的影响和从作品的数量上看,近几年湖北的中短篇创作在总体上似乎没有保持和延续这一湖北的文学优势。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自然是复杂多样的,既有文学创作自身的因素,比如作家的心态、生存现状以及综合素养,等等;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现实生活在纵深和宽广维度上的巨大变化,生活节奏的紧张、社会矛盾的纷繁、社会心理的异常复杂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的手段和形式更加丰富、文学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变化,等等。

尽管如此,2015年湖北的中短篇创作仍然有诸多亮点,林白的短篇《汉阳的蝴蝶》、晓苏的短篇《三个乞丐》(《天涯》2015年第2期)、普玄的中篇《酒席上的颜色》、曹军庆的中篇《云端之上》四部来自湖北的中短篇同时进入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这无疑是2015年湖北小说创作令人欣喜的成就。除此外,在2015年湖北的中短篇创作中,还有一些未进入排行榜的作品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审美特征和艺术魅力,同样值得关注。方方的短篇《云淡风轻》(《长江文艺》2015年第12期)在当下典型的社会符号“汽车生活”中,通过车祸、车损背后的悲剧、沉默、诬陷等,揭示出现代性华丽表面下的逃避、怯弱、自私等道德的沦丧,充满对毫无人性光辉的现实的失望、嘲讽与批判;林白的《西北偏北之二三》(《收获》2015年第4期)呈现出高超的对当下复杂而零乱的生活的整合能力,以诗意的叙述呈现当代人的迷茫、惶恐以及自我确立的努力;晓苏的短篇《三个乞丐》叙述饭馆员工对三个乞丐之间关系的猜测,每一种猜测都远离真相但却是真实发生的另一种真相,折射当下乡村世界的坍塌、无序与晦暗。

一、当下的与现实的焦点

热情关注现实,反映当下社会生活,是湖北中短篇的传统品格。2015年在湖北的中短篇中,深海的《每个人的黄昏》关注老年社会问题,赵丽的《桃花源记》切入美丽乡村建设,马竹的《南水北往》直击事关全局的重大工程,都不同程度呈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特色,体现了当下湖北作家把握现实的能力。

深海的中篇小说《每个人的黄昏》(《湖南文学》201510月增刊)讲述了“钟宛晴”的退休生活以及老父亲与弟弟的境遇。钟宛晴退休后再被返聘,58岁成为自由人。本以为可以自由了的她很快便发现横竖不舒服。曾经的钟宛晴无所不能,解决亲友困难,协调朋友同事矛盾,照顾九十岁的婆婆和快九十岁的父亲,电脑打字聊天,等等,在所有人眼中她是解决问题的高手、生活中的能人。但随着一次心脏手术和抑郁症的发现,钟宛晴急需考虑的不再是过往的强者的生活,而是如何养老以及父亲的生活、弟弟的生存等迫在眉睫的事情。作品以细腻、沉着的叙述,表现了钟宛晴退休前后两种不同心态和精神面貌。钟宛晴觉悟到自己不再是风风火火、无所不能的女强人的时候,没有强烈的心理上的震荡与翻腾,没有明显的焦虑和不安,而是淡淡地计划自己的未来。写出处于人生重大转折关头一个女性的“隐忍于心”和“不露于形”,这是作品的一个鲜明的特色,充分展现了作家超乎寻常的刻画和叙述能力。

钟宛晴不想在家里养老,因为她不想死在家里。当然她也不愿意跟着女儿住,因为成都离父亲和弟弟太远。但在她生活的武汉,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养老公寓。在此种纠结和寻找中,老父亲与弟弟闹矛盾了。五十多岁的弟弟从不安心工作,即使做一个门卫,也不能恪尽职守,还需要九十岁的父亲代替值班。她不得不回去看望父亲并处理家庭矛盾。此次探亲之行既让钟宛晴看到了父亲、邱叔叔等老人的不同处境,也让她对父亲与弟弟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父亲一生对不争气的儿子心存怨气,但他甘于帮儿子当门卫、处处迁就儿子,因为父亲渴望与儿子一家居住相处的环境,即使有争吵、即使有不满。而曾经被自己视为父亲的邱叔叔则没有这一环境,他住进了养老院,成为一个不能动弹的发霉的废人。钟宛晴终于明白,无论弟弟多么失败与颓废,年迈的父亲只是不想如邱叔叔一样,孤独地住在养老院,像牲口一样任人摆布。钟宛晴放弃了去养老院养老的想法。很显然,《每一个的黄昏》对瘫痪、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失去说话能力的邱叔叔的老年遭遇,以及对护工把老人当猪一样对待的看护,加深了我们对养老院的怀疑和警惕,也让钟宛晴对养老院产生了畏惧和戒备。

尽管并非每一个老人的老年都如同邱叔叔那样无助和毫无尊严,尽管无论多么优秀的护工也不可能把每一个老人视为自己的父母,而且也并非每一个在家养老的老人都得到了子女的细心照顾。但钟宛晴最终决定,放弃寻找养老院。因此,与其说是家战胜了养老院,不如说是亲情和家庭氛围战胜了养老院。对于正在步入老年社会的中国,社会养老机构、机制、服务水准等等都离现实的需求存在巨大距离。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结构的特殊性,使得家庭养老更不可能成为普遍的模式。是留在子女身边养老,还是居住在养老院,无疑是眼下和未来无数老人要思考和选择的。空间距离、食宿水平、硬件条件、服务态度等等,并非选择养老方式的最根本的指标,诚如《每一个人的黄昏》所揭示的,养老最人性化的方式,是和谐、温暖的氛围,更重要的是,无论你衰老之前多么荣光,在你衰老之后,你与每一个老人都没有区别。而且,如果你希望有尊严和体面的老年生活,你首先必须承认你并不是高官、富翁或者知识分子,你就是一个老人,一个老父亲或者老母亲。这是每一个人黄昏。

马竹不属于那种高产类型的作家,但每一次的写作都极其慎重和认真。《南水北往》(《湖南文学》201512期)通过“奶奶”的失踪和寻找,切进一个跨时代的巨大水利工程。作品在展开寻找的过程中,交代和叙述了引水工程的历史和移民过程,并通过移民的视角,讲述了历代移民背井离乡的苦难,从而使作品具有了一种宏大的氛围。当然,从小说而言,作品的意蕴在于父母自搬迁后无名的不断争吵、父母对韩姓晚辈韩兴水的误解,以及父母与韩兴水最后的和解。父亲自韩家洲移民到随县之后,不断为鸡毛蒜皮的琐事与母亲争吵,对水田的抱怨、对土地转让的分歧、对一点点不顺利都要寻找出气口,这些极不安宁、极其焦虑和暴躁的氛围终于导致奶奶出走。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父亲的心没有跟着家移民,他的魂魄还在韩家洲。显然,父亲并没有认可南水北调给自己的命运带来的转折,他的暴躁是一种抗争。韩兴水作为新当选的村主任并非就不牵挂和怀念故土,但他的方式是从韩家洲运来一块巨大的石头,刻上移民的姓名。这块石头象征着故土。但这一给移民心理安慰的石头被父亲和母亲理解为个人捞取利益。当然,这一切都在寻找奶奶的过程中,在韩兴水酒后的解释和倾诉中,得以释然。父亲和母亲以及韩燕玲都由此获得了对自己、对他人复杂情感的重新理解。南水北调对几十万移民的影响不是新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对几十万人文化心理的颠覆、瓦解、拆分。他们必须重建一个使得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心理和文化世界。因此,可以说奶奶的出走正是因为失去了一个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对奶奶的寻找正是对这一还未构建成功的精神世界的寻找。

赵丽的《桃花源记》(《长江丛刊》201512期)以摄影家梅芸的视角深入当下的生态现实。“我”应邀去茅湖县拍摄风光摄影集,却发现如同桃花源般美丽的风光里弥漫着死亡般的气息,即一个中学建设在一个有辐射的废弃工厂厂址上。而周围的村子里已经有一半的人因为癌症去世。这一发现让梅芸不再有拍摄风光影集的激情,反而不断去揭穿这一内幕,但梅芸和丈夫,与县长曲平一家有二十多年的友情。梅芸的想法不仅遭到丈夫夏辉的反对、县长老婆丽慧的冷漠,她尊敬的作家老吴、资深记者郭主任等都退避三舍。在她最孤立无助的时候,欣赏她、与她相爱过的男人杨泽也莫名地消失了。与此关联的每个人,或者为了仕途、或者为了友情、或者为了生存,都逃跑了。梅芸觉得自己无比可笑地面对着这个世界,一个人面对着一颗威力无比的炸弹,一个威胁着无数学生和村民的辐射污染源。在她揭穿内幕的一次次失败中,那些桃花源般的景象依然遮蔽着丑陋和可怕的真相。这是一部关于环境的作品,但同时又楔入了县城政治生态的盘根错节。在一个人口不多的县域世界,一件小事、一个官员的沉浮,似乎牵扯着所有的人,因此,成就一件事与破解一个局面同样困难。乡村环境的腐败、恶化早已不是新闻,但以小说的形式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品并不多。因此,这是一部具有勇气的作品,而且作品比较成功地刻画了“我”的正直与无奈、痛楚,也尖锐地批判了以夏辉为代表的一部分男人的虚伪、软弱,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梅芸为什么不顾朋友的前途和友情,而漠视无数普通人的健康隐患和生命安全。无数的人正是以高尚的道德为理由,污染和破坏着整个社会的生态。这或许是《桃花源记》所要努力表达而未能充分表达的。

城市化一个最直观的表象就是大规模的拆迁和建设。韩永明的《发展大道》(《当代》20152期)围绕一条主干道的修建,描述了当下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设过程。其中,建设资金的不足、筹措与拆迁安置中的矛盾诉求、强拆导致事故的处理,违建种房、上访闹事以及维稳协调等等,让城市化过程中的投机、焦虑、急躁、无奈、疼痛、牺牲得以形象感性地再现。作品在大量生动、鲜活的对话中,把政府干部、企业家、银行、普通市民等多个阶层集合在一个项目上,一条令所有人爱恨交织的道路上,让人深切地感受到“发展”的大道上从来就不是只有“高歌”和笑语,也有悲伤、痛楚和讨价还价。

二、复杂的与无序的困境

在湖北小说创作中,谢络绎对题材的选择总是出其不意,而且故事推进的跳跃性、叙述语言与时代生活的关系更为紧密。她2015年的新作《旧新堤》和《倒立的条件》充分显示了作家创作的这一艺术特征。《旧新堤》(《中国作家》20158期)所写的 “石翠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当代青年女性形象。石翠华在去见客户签合同的路途中突然放弃合约而回到公司周年庆的场面,同样,在即将要跟水果商结婚的时候,她突然改变主意,离家出走,与大学时代的男友幽会;她根据自己的心情来确定染发的颜色,根据自己的意见决定工作方式和时间,无视公司规定和领导权威,甚至说辞职就辞职……总之,在“石翠花”身上充满了不确定性。石翠花的同学毛毛,却是一个精于计划、心思缜密的女性。她不露声色地就业、不露声色地结婚、不露声色地辞职,并开办自己的公司,而且这个公司的业务与石翠花存在着竞争,石翠花暗恋的男人正是这个公司的核心。那么,石翠花是因为自己的容貌不美而无所顾忌吗?是因为暗恋的男人与自己的同学结婚了而辞职吗?是因为初恋男友结婚了而对自己即将面临的婚姻没有信心了吗……对石翠花的“闹腾”、不确定性,可以设想出很多的疑问。但对此却很难找到满意的答案。这正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生存困境的一种表象。在全球化背景下,审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我们自然会感受到现代化的惊涛骇浪对既有世界的冲击、席卷。一夜之间,似乎我们的世界不再有秩序和稳定,更没有整体感。这是令人惊恐的。更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时间等待被打乱的世界重建。对此个人无能为力的社会进程,我们更多的可能是无奈和“折腾”,当然你可以换一个词叫“奋斗”。但我们也可以用一种方式重述、创造与此相对应的虚拟世界,比如,自由、游戏、非理性、戏拟、反讽,等等,如此,我们可以更加形象和感性地体验这个世界的荒谬,人生的孤独,理性、理想的失败。这或许是一种姿态,是如同石翠花一样的无数人在失望之中唯一可以采取的姿态。其实,在石翠花喜怒无常、放肆大胆的背后,何尝没有痛苦、心酸、忧伤。只是,这些对改变这个世界无济于事。

《倒立的条件》触及的是一个特殊题材,监狱生活。肖云彤因遭遇强奸,失手杀害了徐副院长被判重刑。在监狱中,她既要与案犯魏兰的性骚扰周旋,又要在刻板的监规、监管中寻找希望。在无望的改造中,肖云彤以表现换减刑的努力,又因为其他案犯的自杀被勾销。当然小说的奇诡不在于女子监狱的生活世相,而在于本没有亲人探望的肖云彤突然有了探视的亲人,而且还是过去帮助她找工作、后来因公牺牲了的警察武扬,一个她自己都记不起来的高中同学。在开始的犹豫和怀疑之后,便接受了一个陌生人的探监,而且还得说服自己,这个陌生人就是自己的亲人和希望,她得与这个人建立信任甚至是某种幻想的情感。这样一个与监狱有关的“非常态”的故事当然超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经验。当肖云彤无数次的申诉被拒绝或漠视,当老实改造就是认罪、就是前途这样的真理摆在你面前,你是相信一个陌生人带来的惊喜或希望,还是相信日复一日的忍受冤屈继续沉默,等到刑满释放?在一个法治照耀不到的地方,一种不可相信的假死复生或许就是唯一你可以相信的出路。与其说肖云彤关注的是武扬的动机,不如说她是寻找或呼唤自由的出口。这样读来,作品所写的并不是一个监狱题材的故事,而是一个有关身处困境的现代人的解放和逃逸的故事。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自启蒙理性获得巨大成功之后,我们习惯用实证、真理、知识代替想象,我们的精神世界已不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也丧失了批判、反思、质疑的精神。“武扬”第一次出现在探监的现场,肖云彤就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死人不能复生,这是知识和真理。但肖云彤后来说服了自己,警察可以因工作需要假装牺牲了,然后改换身份再次出现在生活之中。相信这个自称“武扬”的人是来拯救自己,并隔着玻璃要握住对方的手,她害怕失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这不是她与武扬的信任,是人对生活和生存的理想建立起来的信任。这样写来,现代人生存境况中的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就令人欲哭无泪。我们以生命的形式存在于这个星球和世界,既无奈,也可怜。这个作品看似漫不经心的构思对作者对当下的创作都具有不可忽视的超越性。

2015年《湖南文学》以增刊的方式刊出了武汉第十三届长篇小说笔会作品。除上面已经提及的深海的《每个人的黄昏》外,肖静的《静水深流》、张慧兰的《离婚》等也都有值得注意的艺术特色。《静水深流》以典雅的语言,通过一个企业的危机应对过程,触及了一个现代性话题,即当代公共生活危机及其整合。从事英语培训和出国留学服务的红枫集团发生一连串变局,董事长程全被排挤出领导层,副总顾慕青携款出逃,副总余文昊一边悄悄与其它公司合作,一边幸灾乐祸坐看风云变幻。妥协的结果是把不懂经营的费天歌推上董事长位置。领导层还没稳定,集团便遇到了美国考试服务中心的起诉,同时法院上门查封了账目和财产,教师一个个离职、学生纷纷要求退款。这样一盘看似无法解开的死棋,在董事会秘书林子樱的努力下,竟然奇迹般出现了转机。林子樱请庄士诚出面疏通教育主管部门、大使馆、领事,她出面协调媒体,及时通知并请程全回到公司,找到“激情英语”培训机构,承接激情英语的培训业务,与此同时,费天歌主动请程全担任董事长。一场看似不可扭转的危机化险为夷。小说在叙述这一系列的企业运作中,极有节制地叙述了林子樱与三个男人的情感,与庄士诚的覆水难收、与程全的介乎兄妹和情人之间的复杂情感、杜子轩对林子樱单向的爱慕之情。当代公共生活的危机主要表现为个人与集体、单位、公司、企业、团体之间价值和认同危机。程全的被排挤、顾慕青的携款出逃、余文昊的吃里扒外、教师离职、学生退学等等,表面上是权力、利益冲突,其实质都是个体不再认同红枫集团。因此,当代公共生活更需要的是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即,通过主体间的沟通、融合,为复杂的社会整合提供有正当性、普遍性的规范,引导人际关系合乎理性地发展。这种重建的本质当然就是价值认同。激情英语的杜子轩如果不认同与红枫集团合作的价值,即使再爱慕林子樱,也不会在红枫集团摇摇欲坠之际出手。程全不认同红枫集团的价值,即使有林子樱的复杂情感,也不必然会返回董事会。尽管作品触及到了这些现代性极具敏感的话题,但显然作者没有自觉地开掘这一令人无法抗拒的领域,而是坚持传统的格局,在企业复杂的人际和利益纷争中书写企业人的情感。无疑,这些关于情感的描写是优美动人和从容雅致的,但一个企业的重建和发展,必须超出当事人的情感才最终有稳固的秩序和基础。张慧兰的《离婚》虽然写的常见的家庭婚姻题材,仍然有可贵的发现,即写出了一个离婚的女人如何走出前夫的笼罩和对未来的恐惧。

在近几年的湖北中短篇创作中,普玄算得上高产的作家,而且其艺术技巧愈来愈成熟和老道。普玄的《酒席上的颜色》(《小说月报原创版》20155期)以一个刚满月的孩子的口吻叙述了一个非婚孩子的成长史。整个故事浓缩在满月酒的过程中。刘蝌蚪自满月就目睹了母亲的屈辱、刘背头的软弱、刘背头老婆的霸蛮。这个刘背头在婚外生育的孩子,由于不能获得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也由于自己的母亲得不到尊重,不断想要杀死自己的父亲。这个念头从满月一直持续到成年,当然他始终没有成功。更令他困惑的是,自己的母亲想要与刘背头结婚,未来还要埋在一起。小说触及的显然不仅仅婚外孩子的尊严问题,而是如何看待刘背头与“我母亲”的爱情。当然,与刘背头、“我母亲”相似还有矿老板、酒厂厂长等人。矿老板的老婆不能生育,也不准许矿老板有任何想婚外生育的念头,否则就会被老婆的堂哥用枪顶着威胁。酒厂厂长的前妻要夺回酒厂的所有权。这些男人很难从道德上评判对错。渴望养育一个儿子,渴望有一个子女,是再正常不过的文化心理。这一深远的驱动力必然带来对已有的婚姻、家庭的冲击。道德可以规范人类的行为,但不足以解释人类丰富的情感和命运。刘背头的老婆可以谴责刘背头和“我母亲”,但可以歧视“我”吗?矿老板老婆的堂兄可以以道德审判矿老板,但可以用枪威胁矿老板并把矿老板关进监狱吗?酒厂厂长的前妻能因为离婚把酒厂夺走并把厂长关进监狱吗?这些以道德审判对方的哪一个又不是充满强烈的自私和邪恶的复仇心理?人生的丰富正在于其情感和命运并不是按照程序设计的轨道运转的,这也正是人类生活的魅力和价值之一。每一个具体的人都应当对各自人生中不可预知和超出“规划”的情形报以宽容和仁慈,至少要表示出努力理解的姿态,把“无常”看做为“日常”。如此,人人都渴望的和谐才有可能性。

三、个体的与历史的荒唐

曹军庆多年来把视线聚焦在县城生活的不变与变化上,他善于在传统的习以为常的题材和故事中发掘新意。其中篇《我们曾经山盟海誓》(《作家》20152期)所写的是一个熟悉的离婚故事。丈夫赵文化的公司破产了,在审查专班进驻公司后,赵文华说服“我”与他假离婚,目的是为了保护“我”。可当“我”再次回到县城,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赵文华不仅没出事,而且收购了破产的国有企业,正准备他的新婚。但这个离婚题材之所以不同于常见的家庭婚姻故事,在于作家将一个企业的发展、破产、改制与一个地方风俗文化的包装、一个企业管理干部的成长融合在一起,使得赵文华的离婚与结婚来自一个预谋已久的计划,而“我”却始终未能觉察这一点,一直把婚姻的变故视为一个偶然的事件。赵文化因为做司机称职,被林局长重用,以办公室副主任身份到下属公司任职,林局长当县长后,赵文化大展拳脚,公司迅猛壮大,但林县长在即将升任县委书记的关口却出了事并进了监狱。赵文化一边对妻子渲染此事的复杂和严重性,一边制造会计吴艳艳在背后整人的恐怖气氛。这一切,“我”都信了。“我”甚至躲在“盅村”,回味“我”与赵文化请皂婆“做盅”的甜蜜往事,“我”深信“我”与赵文化的山盟海誓,我们的生死已经被皂婆用神秘的“盅”术绑在一起。然而事实上“盅”村及其“盅”文化根本就不存在,是林县长在该地担任乡镇书记时,请民俗专家和一帮演员为发展旅游包装出来的一个民俗风情游,而且“盅”村文化旅游最大的投资商居然是赵文化,当初向“我”宣传“盅”村、马上就要嫁给赵文化的吴艳艳曾经是林县长当乡镇领导时的情人……如此看来,吴艳艳煽动“我”去“盅”村旅游,不是偶然的,她是一名优秀的“托”。赵文化在“盅”村,睡在棺材边上并不害怕,而且还想着升官发财的事情,也不是偶然的。他知道是假的,并了解他自己投资的项目的前景。林局长从局长到县长一直关照赵文化,也不是偶然的,赵文化的忠诚和执行力,足以让他相信和放心。赵文化在家里每天骂“吴艳艳”也不是偶然的,他要表现得自己并不喜欢这个妖冶并善于做假账的女人……这一切最让人称奇的是,居然都那么真实。小说让我们看到,客观展开的社会进程、客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现象和面貌,并不完全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自然”或“必然”,历史和事物的逻辑中包含有太多“人为”的力量,只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并没有去追寻对真相的揭秘,或者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真相,是对事物逻辑的另一种解释。这是《我们曾经山盟海誓》从日常生活中、从我们熟悉的中国经验中,发现和呈现的现代性智慧。这一带有“启蒙理性”意味的揭示包裹在诸如“盅”文化、婚姻变故、官场世相的传统氛围中。

胡雪梅的《团头鲂》(《山花》20154期)是一个与鱼有关的故事,与历史有关的故事,当然也是与人有关的故事。作品把历史中文人关于“团头鲂”的诗词、传说作为引子,以鱼类专家到鄂城研究“团头鲂”的培育、养殖为线索,叙述了极左时代鄂城一群渔民的辛酸、曲折、惨痛的命运。红旗与母亲“美”卖鱼途中巧遇鱼类专家,因为获知鱼类专家将到樊口研究“武昌鱼”(团头鲂),红旗与“美”都希望为研究人员当后勤和助手,但政治觉悟极、充满阶级斗争热情的村支书张新红,担心毛主席安排的这一伟大研究会被阶级敌人破坏,她对“美”这个地主老财的三姨太的一举一动时刻保持着警惕。对张新红处处歧视、怀疑、刁难、侮辱自己的母亲,红旗一直想要报复。在一个暴风雨席卷养殖基地的夜晚,在抢险过程中充满怨恨的红旗故意拖延搭救水中的张新红,不想张新红因此被洪水冲走。红旗的母亲不愿意案件牵扯到他人而主动自首,儿子红旗连夜逃跑。“美”的被判刑和枪毙成为樊口的一个节日,成千上万的人为目睹一个漂亮的地主姨太太而聚集,也为武昌鱼人工养殖获得成功而庆祝。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样因为成分、出身而与屈辱相伴的命运故事,不胜枚举。它之所以值得被再次书写,我想是因为其独特的元素,武昌鱼。武昌鱼本来就是无数鱼中的一类,尽管有众多的诗词曾经赞扬过它,但它仍然是鱼。但在毛主席的诗词写到武昌鱼之后,它不仅仅是鱼了,它具有了神的一面,它的神圣、伟大来自于人们和那个时代对一个人的迷信和崇拜。正因此,以张新红等人为代表的干部群体才把养殖场、科研团队以及围绕科研工作的其他工作上升到极端和荒唐的高度,才会对有丝毫疑点的人秉持怀疑和警觉,乃至歧视、跟踪、侮辱。在极端的政治环境赋予武昌鱼的神性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来自俗世、来自日常生活、来自百姓命运对“武昌鱼”神性的提炼。比如,“得五”的娘,因为团头鲂拯救儿子得五的生命,她立下遗愿放生团头鲂。在得五的人生中,他为实现母亲的遗愿放生。红旗的母亲“美”为祈祷儿子死里逃生,委托得五放生武昌鱼。逃到美国的红旗为自己的母亲请求得五帮忙放生武昌鱼。最后,红旗决定把一生的积蓄用于放生武昌鱼。得五在六十年的人生中,每年的放生节都履行这些普通百姓的坚定誓言,一群小人物在卑微的人生中谱写着超度万事万物万人的宏大意愿。这是更有生命力,更有温度的神性。

《团头鲂》在一个过往的悲剧和荒唐的历史中,讲述了真正的神性何以产生,何以进入每个人的人生,并与他们的命运相慰藉。当然,个体的心灵和命运历史也具有特殊的审美力量。朱朝敏的创作一贯专注内心隐秘的世界及其复杂性。其中篇《烤蓝》(《芙蓉》 2015年第5期)对女性创伤的形成、在命运展开中的影响以及抚慰有着别具一格的讲述,弥漫着清晰、细腻的女性主义特色。

2015年湖北中短篇创作无论是对当前现实生活中重大主题的关注和切入,还是对纷繁无序的现代性现象的感知与叙述,抑或是对历史中的集体记忆与个人命运的重述,都表现出作家们对现实的敏感与热情,对当代人所面对的困境的独特把握,以及对历史的思考与拷问。这些可贵的艺术品质让我们对湖北的小说创作充满了信心。在今天极度个性化、碎片化的生活形态中,渴望塑造和刻画代表、影响一个时代的人物形象,或许是更加困难的挑战。我们讲述的或许不那么典型,但它们的确是真实地进入了我们心灵世界的人物和生活,因而是可以折射这个时代的人物和生活。离心灵更近、离生活更近,由此可以获得更深刻的感知与体悟、创造更宽广的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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