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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诗学与静水深流的写作——2015年湖北诗歌综述

来源:《长江丛刊》(评论版)  发布时间:2016-06-13 11:38  作者:刘波

摘要:

  我曾在一篇关于新世纪湖北诗歌的文章里提到过,湖北诗歌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位置不容忽视,不管是诗歌潮流,还是诗歌团体,在每一个时期都留下了其鲜明的印迹。新世纪以来,湖北诗坛更是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创作态势,尤其是在诗歌阵容上的相对整齐,可能是很多省份都无法比拟的。当然,这与湖北自新时期以来所形成的良好的诗歌传统有关,也和老中青三代诗人们的努力求索分不开。2015年的湖北诗坛,同样有着异彩纷呈的局面,虽然不免泥沙俱下,但沉下来的诗人们,都写出了自己的水准和风度。我的一个整体观感就是,湖北诗人们普遍在向内转,写人生之诗,于静水深流中试图让自己的写作走得更深更广,也更具力量感。非常重要的是,这种沉潜的精神在很多诗人那里已经形成了一种自觉,这可能正是他们持续性写作的前提,也是其持守理想主义精神的保证。

  在2015年的荆楚大地上,突然出现了一位诗人,引起了无数国人的关注,一度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不断,她就是余秀华。这位女诗人尽管此前被冠以农民、脑瘫等标签,但她有着自己特殊的禀赋——写诗,而这才是根本。当然,余秀华在2015年的被发现,现在看来并不是一个偶然,她的诗歌才华早已在其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现,只不过,在这样一个全媒体时代,她才获得了脱颖而出的契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余秀华的出现对于湖北诗坛来说都应该是一件好事,她至少以诗歌这种“无用”的形式,为我们浮躁和喧嚣的时代树立了一根精神的标杆。我们且不提那首广为传诵的标题党诗作《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她在2015年几乎同时出版的两本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与《月光落在左手上》,最为真切地展现了她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这两方面是互为补充的: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获得的,她在诗歌的世界中得到了弥补,或许对于余秀华来说,这就是一种身体与精神的平衡。

  除了一首《我养的狗,叫小巫》,余秀华写出了内心的酸楚和疼痛,还有一首她自己非常看重的作品——《我爱你》,这不是爱情诗,但胜似爱情诗。“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茶叶轮换着喝:菊花,茉莉,玫瑰,柠檬/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所以我一次次按住内心的雪/它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在干净的院子里读你的诗歌。这人间情事/恍惚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儿/而光阴皎洁。我不适宜肝肠寸断/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这是余秀华写给自己的安慰,它属于2015年的诗情画意:一个在世俗的寒冷与挤压中生存的底层歌者,终于迎来了她的春天。这个春天才刚刚开始,这也许是她人生的又一个起点,从诗歌出发,重新领受这人世间的爱与灿烂。

  2015年,余秀华遭遇了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的“狂轰滥炸”,但她承受住了,且保持了异常的清醒。她一度也可能为盛名所累,虽然喜悦来得太突然,但她曾经的积累与付出,以及这两年近乎井喷的释放,配得上她的诗歌天赋。她写了不少被口耳相传的作品,有的甚至为她带来了“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的声誉,她却说,“诗歌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说不出来,不过是情绪在跳跃,或沉潜。不过是当心灵发出呼唤的时候,它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在光环面前,她足够诚实,也足够坦率。我相信,她不是因为谦逊才说出此言,这是她最真实的想法。“于我而言,只有在写诗歌的时候,我才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诗歌不仅是她日常生活的助手,更是她精神行走的拐杖。我认为,有了诗歌的陪伴,余秀华的行走会更有底气。她在诗歌写作上的自觉,就是她的立场,她的方向,也是她在2015年给自己和读者的一个交待。

  余秀华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榜样的同时,也同样在侧面引领这个时代的某种文学风潮。如果余秀华是2015年中国文化的一个关键词,那么,我们从她身上会发现什么?她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励志典型,其个人经验也无法复制,她只是以自己的诗歌征服了更多的读者。无论我们是出于同情和怜悯,还是基于对她诗歌本身的喜欢,我相信,读她的文字会让人产生人性审美上的共鸣之感,真实,凄苦,破碎,但坚韧,有力。这可能是她在诗歌内外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她激活了自我,并创造了奇迹,但她仍然还在发力,也许我们不久就会看到她的新作,那可能将是另一番意趣和美感。这也是2015年湖北诗坛绕不过余秀华的原因。观其人与诗,可以从各个方面折射出我们当下对待文学的态度,不排除有一些追风潮的外在因素,很多读者还是理性的,有自己的标准的,如同余秀华的诗歌一样,是以真诚来换取彼此的信任和尊重。

  如果说余秀华是2015年湖北文学界的热点话题,那么,当我们将目光从焦点拉回到平静的诗歌现场时会发现,很多写了几十年的诗人,他们的坚守在这个时代非常难能可贵。尤其是他们低调的写作姿态,专注于诗歌的韧性,同样也为2015年的湖北诗歌增添了更内在的风景。

  与过去相比,2015年对于诗人张执浩来说,可能并没有多么大的不同。他仍然在持之以恒地写他的诗,他看似在做减法,希望把诗写得举重若轻,这也是他不断地向日常生活寻求诗意的原因。他已经写出了自己的风格,也架构起了独特的诗歌言说体系,目击成诗,脱口而出,他在以“看见”的方式向那些伟大的古典诗人致敬,因为他们曾试图靠近那样一种境界。2015年,他相继在《诗潮》《扬子江诗刊》《作家》《诗刊》等期刊上发表的诗作,最能代表诗人在这些年的诗歌探索,而《从看见到说出》(《诗潮》2015年第1期)这篇创作谈,又是他在写作上的一次带有个人思考的理论总结。张执浩可能已经写得足够好了,但从他对自我的要求来看,仍然还在未完成的途中。因此,他在将诗歌之渊继续挖深,直到另一种诗意水落石出。

  诗人们的发力,并不是一定要寻求鲜花和掌声,他们的精彩,其实是在词语的内部,只有回到事物的内部,所有的神秘、质感与可能性才会被激活出来。湖北诗人大都不会玩形式花样,他们的特立独行更多还是表现在语言与思想的先锋性上,向日常经验寻求出路,这样往往能写出易被我们所忽略的庄严性和命运感。2015年的湖北诗坛,几位写诗多年却又一直沉潜的诗人,似乎跟约好了似的,同时拿出了自己的佳作。剑男,这位写作学教授,虽然之前也出版过诗集,但一直很低调,几乎很少在刊物上发表诗歌,写完了放到博客上或抽屉里,等待有朝一日自己和读者来认领。他在2015年写下的《我从不说孤独》《迁徙》《一个人走夜路》《大雪封山》等诗,都源于现实,但没有拘泥于现实,那种隐隐的超越感,让他的沉默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境界。由此可以看出,剑男是一位真正找到了方向的诗人,他知道自己在写什么,要写到什么高度,这种明晰的要求,恰恰是他这些年在发挥才华的基础上努力所得。他让平静有了起伏,也让孤独有了回声,这才是诗对于自我与时代之关系的见证。而余笑忠,同样写诗多年而不断往下沉潜,终于在2015年迎来了他诗歌生涯的一次回报——获得了十月诗歌奖。他在《长江文艺》《四川文学》《诗歌月刊》上发表的几组诗作,当能代表他的水准和高度。他不仅仅是在处理表层的语言问题,而是在解决人生困惑和灵魂难题,那些或平淡或起伏的诉说,都对应着世间微妙的变化与沉重。还有一位诗人毛子,他凭借2014年发表在《中国诗歌》上的组诗获得了闻一多诗歌奖,而他在2015年发表于《鸭绿江》《诗刊》《扬子江诗刊》上的几组诗,可以说是对他获得荣誉的一种回应和印证。当他以苛求的标高要求自己,书写就变得异常艰难,好像每一步都是深渊,这种艰苦的心灵跋涉还是在于对诗艺无止境的追求,唯其没有放弃追求,他虽然越写越难,但也越写越精彩。

  刘洁岷在2015年出版的诗集《词根与舌根》,集中了他过去七年创作的诗歌,乃其诗艺的整体呈现。他看似注重技艺的锤炼,可从诗中透出的,仍然是生活通过语言对世界的馈赠。荆门人张作梗好像是湖北诗坛的游离者,他疏远了所有的圈子,在外地写自己的,习诗经年,笔耕不辍,就在这样的坚持下,他写出了诗歌的宽度与力道,其在2015年的不凡表现,皆投射在了一首首呕心沥血之作里。在武汉生活了不到十年的默白,虽然早就写诗,但这几年找到了自我启蒙的方向,他不是要刻意融入到湖北的诗歌传统里,而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写作之道。还有60后诗人李强,也是在诗歌场域中历练多年,近几年虽然作品不多,但出手不凡,他在关乎这一代人的命运书写里拓展了自己的精神视野。柳宗宣、沉河、川上、韩少君、田禾、阿毛、小引、谷未黄、王征珂、向天笑、王浩洪等湖北60诗人,都是在这样的一种格局里找到了自己在诗歌上的存在价值。他们在2015年的写作,多基于探究和思索,虽然不乏困境,但他们为湖北诗歌确立了某种美学尺度,也构建了新的传统。他们不是在完成诗歌过客的责任,而是在为内心承担义务,无论是面向日常生活的写作,还是立足于旷野的呼告,都是一种信念在支撑他们走过这丰饶的诗歌之旅。

  如果说60后诗人仍然是湖北诗坛的中坚力量,那么,70后与80后诗人在2015年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这些诗坛的生力军,虽然没有像余秀华那样突然获得了上天的眷顾,但他们明白自己的处境,也知晓如何将心中的诗歌理想通过努力写作来得以实现。可能所有诗人都知道,这条路并不平坦,且充满贫穷和荆棘,但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场“无用”的、务虚的创造,只因诗歌在这个讲求速度的时代,可为放慢我们匆匆的脚步提供一种精神的参照。

  像多数湖北60后诗人一样,更为年轻的70后与80后诗人们,也继承了他们向内转的写作精神,以时代作背景,以人心为镜像,写出自我的卑微、敬重和理想主义色彩。哨兵习诗多年,从洪湖到武汉,他看似进了中心,但他仍旧将写作的主题置于那片生养他的水土。他发表在2015年《鸭绿江》上的组诗《大鸟》和《文学港》上的组诗《在湖之北》,关注的是现实自然与内心自然之间的博弈,那种在想象与现实间的微妙差异,直通灵魂的内核,形成了语言和诗意的张力。其中有一首诗,名为《妹妹罹患乳腺癌后,在嵩阳寺》,哨兵曾给我背诵过,因此记忆非常深刻。尤其是他在经历亲人的病痛折磨后,那种无助和无力,真正让人有感同身受之意。“在索子河镇嵩阳山脚下,一个人/拦住我说不用上去,嵩阳寺/正在重修,这个冬天/不可能完工。河边/一个女孩子满脸惊恐,匆匆/掠过我。莫非,她比我更需要/这座古寺?山腰/她从牛棚搬出两捆稻草,蹲在/一头刚刚分娩的母牛旁边,抱起/那只牛犊,边铺开枯草/边跪在霜地里,整理那张床/像小母亲。我抬头/仰望嵩阳寺,五六个工匠/围在紧闭的寺门外/正忙着给那尊木雕上釉/描漆。这个早晨/在索子河旁,嵩阳山上/神还没有诞生”。在这首并不长的诗里,到底包含了多少情感信息?有的被诗人一笔带过,有的被他屏蔽掉了,还有的则隐藏于紧凑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了无尽的悲凉和无奈。面对伤痛,哨兵没有像很多诗人一样去发泄,去抒情,他反其道而行之地用了叙事的方式,但最后并不影响诗意的生成,而且这种叙事会让诗意更节制,更内敛,也更富力量感。

  尽管哨兵在诗歌阅读上有他独特的口味,但对自己的写作要求并不低,且有持续加码之势,他在2015年的尝试,或许是对过去写作的某种超越,这种冒险让他的转型得以被自己的美学所检视,所验证。2015年,对于另外一个70后诗人黄沙子来说,是一个真正的丰收年。从年初开始,他相继在《长江文艺》《广西文学》《星星》《诗潮》等刊发表了组诗,在回忆过往和切入现实中转换笔触,他的写作繁复、庞杂,但充满了浓郁的个人趣味。他和哨兵一样,都来自洪湖,也都有洪湖写作的共同经验,但是他们还是有着各自对现实发言的切入点。如果说哨兵是在生态与历史的角度回溯了对家乡的理解之同情,那么,黄沙子则是以隐秘的批判警示了那些泛滥的乡愁。黄沙子的书写不是板上钉钉的确凿,有时他甚至会追求一种悬置的快感,以“未定稿”的方式赋予诗歌自由表达的空间,于是,我们在他的局部留白中能感受诗歌整体上的意蕴,这可能正是黄沙子诗歌的价值。

  70后的懒懒,可谓是湖北近年冒出的一个具有先锋气质的诗人,她的诗歌感觉非常好,并因此受到诸多同行的点赞。她的写作,首先诉诸女性的直觉,但语言之刃敏锐而锋利,似可在瞬间伤人无数,但最终又回归温暖,回归爱。她在2015年发表的不少作品,都不乏对现实的自我观照,口语化的表达,却直抵人心的内部。一首《高潮》,当能代表她干净纯粹的风格,“无聊的时候拿盆/去自来水管下接水/看水龙头里的水匀速地/直冲盆底/她看最开始下来的水/总是会向四周退开/呈现一朵花的边缘/花心的那个部分/她也看见裸露的盆底/那是它们腾出位置/她知道爱/总是先要推开/然后温柔地包围”,我们初读此诗,或许会发现这是诗人观察生活的结果,可她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为这种现象找到了爱的解释,这种由自然延伸至人性的演绎,无关思想的升华,她其实是在生活的细节中发现了我们精神上持久的惯性。

  湖北的70后诗人,多是生活的发现者与阐释者,他们用诗的方式抓住了生活中被我们所忽略的部分,并为它们营造出了寓言的迷宫,或以隐喻的路径,或以象征的手法。在2015年的湖北诗歌现场,还有一些70后诗人正在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优势。杨章池的诗歌之路走得稳健、踏实,因此作品每一出来,即力道十足,皆因他有自己独立的立场和鲜明的观念,其2015年的不俗表现,也是在为今后更宽阔的写作铺路。而铁舟则渐渐开始发力,他专注,执着,甚至不乏狂热,从没有放弃的念头,我们从其2015年的诗作中还是能看到他先锋的底色。冰客在写作上追求的是朴素之风,不管是面对自然大地,还是切入内心世界,他总能回到自我,以爱来勾勒和描绘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处境。当然,更年轻的80后诗人,一位是谈骁,作为出版社诗歌编辑的他,每年阅稿无数,但这似乎没有过分影响他的诗歌趣味。他还是从千篇一律的雷同中走出来,尽力创造出新意,尤其是2015年,他好像重新找到了感觉,并抓住这种感觉写出了自己的高度。另一位是熊曼,作为诗歌杂志的编辑,她也是整天与诗歌打交道,可这并没有败坏她的诗歌胃口。她以女诗人的细腻与敏感打通了诗歌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既保持了必要的距离,也没有过分疏离,她把握好了那个尺度,并在持续性写作上倾注了几乎全部的热情。

  2015年的湖北诗坛,也有不少诗人一整年并未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诗作,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放弃了写作,也可能是他们正在积累,在沉淀,在等待出发的某个契机。我经常听人说,有些诗人写着写着就消失了,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它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写诗很大程度上来说是青春的事业,如果一个人要恒久地写下去,仅仅靠毅力和耐心还不够,它需要的是对兴趣的专注和不断提升的境界。对此,那些有持续创造力的诗人,才具榜样的力量。

  有些诗人可谓宝刀未老,他们的人生为诗歌预留了位置,而诗歌也回报给了他们以尊严。曹树莹作为写诗多年的诗人,他有着非同一般的前瞻性,他既未走乡土诗歌之路,也没有过分沉于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近年他将笔力放在了长诗写作上,因视野开阔,其诗大气、深沉,下笔即见功力和思想性。而车延高在2015年一如既往地构思自己的诗歌故事,他在《星星》《中国诗歌》《北京文学》上发表的组诗《灵感在这里碰撞》《在一朵浪花上做梦》《让一寸狂心惊诧》等,都是立足于有感而发,并在表达中时时更新自我,力图写出诗的复杂与丰富。除了这一批始终保持旺盛创造力的50后诗人之外,军旅诗人对于湖北诗坛来说,受关注度不是太高,似乎成了被遗忘的一群。可在这一年,周承强作为70后军旅诗人的代表,写出了一种刚柔相济的力量,他的每一次诗歌发声,都是在向自我寻求飞翔的力量。

  还有几位不得不提的诗人,他们出道时间比较晚,但正走在成熟,他们可能属于大器晚成的一代,有的甚至远远超过了那些按部就班地写作的同龄诗人。比如70后诗人陈恳,写诗虽然时间不长,但他懂得怎样有效地激活自己的语言天赋,并在不断学习中靠近诗的真谛。还有60后诗人刘武忠,一直怀揣诗歌的梦想,这几年他找到了进入梦想的门径,原来,凡俗的人生里还暗藏着一个诗歌世界。他领悟了诗的妙处,且时时动态地追寻着那已被落实的人生,将它们转化成诗意,以此留下他回望时代的旨趣和真相。还有邱籽和王进,这两位诗人,我一直觉得他们乃藏龙卧虎的民间高手,作品不多,但有着很强的精品意识。2015年,他们都在隐隐地发力,不求大红大紫,只是笔随心走,更注重在宁静、孤绝中寻找写作的出口。此外,江雪、槐树、大头鸭鸭、龚纯(湖北青蛙)、亦来、许玲琴、彭君昶、杨光、李建春、张泽雄、颜铭、邱红根、晓波、杨汉年、张洁等,都在2015年写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们以诗歌的名义向他们致敬。

  而在诗歌批评上,魏天无和魏天真这一对诗歌评坛伉俪,均在2015年写出了引起很大反响的批评文章。他们的文字没有拘泥于学院式刻板与僵化的规训,而是尽力透出灵动和才气,因此,批评文章极富文体感。他们将诗歌批评当作一种有难度的创造性写作,不仅是就诗人诗作来论,有时还会适当延伸出去,以拓展更大的想象空间。另一位诗歌批评家荣光启,他一方面从整体上关注湖北本土诗歌创作,另一方面也从代际角度记录湖北诗人们不同的声音。他在2015年的不少诗歌批评文章,可能都立足于此,在主题选择和思想提升上,在给诗人们带来写作启发的同时,也给更多读者和研究者以深思。而在诗人批评家里,江雪的诗歌评论则显得独树一帜,他在2015年写出了几篇重要的诗人论,这种个案批评当是诗人与诗人之间心灵的对话,更显深度与活力。

  这两年,湖北的诗歌翻译在全国日见影响,皆因几位年轻诗歌翻译家的努力。一位是李以亮,他主要致力于东欧诗歌的翻译,这对诗人们了解和学习东欧文学颇有助益。尤其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扎加耶夫斯基的翻译,随着他的诗集与随笔集于2015年相继在国内出版,反响甚大,颇受一些读者青睐。另一位是柳向阳,他主要集中于翻译几位美国诗人,之前所译的杰克·吉尔伯特诗集《拒绝天堂》,在不少诗人和读者中好评如潮。2015年,他专注于美国女诗人格丽克几本诗集的翻译,有不少译作已在杂志发表,也为我们的阅读与写作提供了来自域外的美学参照。很重要的是,李以亮和柳向阳首先都是优秀的汉语诗人,当他们在从事诗歌翻译时,要比那些学院出生的翻译者更能理解诗歌翻译的内在难度,也就更懂得将诗的妙处译出来。

  湖北诗群一直是中国当代诗歌格局里的中坚力量,虽然在年龄段上也大致形成了梯队,涌现出了王芗远、张伊宁等不错的90后诗人,但还是面临着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困境。2015年,除了诗人自身的创作之外,很多诗歌媒介同样以各自的方式发出了声音。省作协主办的武汉地铁公共空间诗歌展、余秀华诗歌作品研讨会等,包括长江文艺诗歌出版中心、《中国诗歌》《汉诗》《长江文艺》《长江丛刊》《芳草》《三峡文学》《江汉学术》《新文学评论》等对创作与研究的支持,确实为湖北诗歌带来了生机。当然,有些诗人虽然没有拿出重要作品,我且认为他们正潜行在大道的途中。由此,我也依稀看到了那些有目标感的诗人们,正坐在诗歌的行板上,远望穿省而过的长江,心里在想着什么,在渴望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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