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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与超越:江汉平原地域史诗的精彩呈现——论达度的长篇小说《贫困时代》

来源:湖北作家网  发布时间:2016-10-25 00:00  作者:刘保昌

摘要:达度的长篇小说《贫困时代》以长江大河般的叙事激情和山呼海啸般的雄浑气势,全景式地复现了1964—1976年的平原水乡历史。强烈的在场感是达度小说的鲜明特征,他敢于直面苦难揭开伤疤将隐藏在乡野历史深处的真相在阳光下裸呈,同时,浓郁的江汉平原地域文化风情的铺陈与再现,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真实历史的残酷性,形成叙事结构和情感表达的张力空间,由此实现了对历史在场感的审美超越。

   达度的长篇小说《贫困时代》[],以洋洋洒洒近60万言的篇幅,书写江汉平原的地域历史,体现出留存历史风云、为时代盖棺论定的建构雄心。小说以长江大河般的叙事激情和山呼海啸般的雄浑气势,全景式地复现了19641976年的平原水乡历史。小说的聚焦点在于江汉平原鲫鱼湖边的江阳县杨林公社丰湾大队四小队,而作为艺术虚构的这个地域,很容易让人想到作家达度的出生地沔阳县杨林尾公社永和大队四小队,历经沧海桑田的鲫鱼湖如今依然水波浩渺;小说主人公应运东与达度是同龄人,生存环境和成长经历颇为相似,因此更容易得到作家的“叙述同情”。如此时空,如此人物,似乎已经决定了小说叙事的“回忆”性、“拟真”性、“还乡”式的温情色彩,站在已然成功的当下回瞻过去,曾经的深重苦难披上数十年的岁月风尘往往会变得朦胧如梦,痛感消减,甚至被视为通往成功巅峰的必经阶梯和必然代价,因此苦难审美、遗忘屈辱、再造诗意往往会成为类似题材的文学书写的共同情感趋向,但是,达度的《贫困时代》显然志不在此,一方面,这是一本读起来令人感到格外亲切的书,因为它是一部纤毫毕现地工笔描绘江汉平原地域历史和风情的著作;另一方面,这又是一部沉痛之书,文革期间物质匮乏与精神贫困的双重束缚,让小说中的人们无法动弹,而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多为原生态的自然性的关系,与邻为壑,非常丑恶,争斗没有止境,生存没有尊严,的确是对文革历史中江汉平原水乡的世道人心的真实再现。强烈的在场感是达度小说的鲜明特征,他敢于直面苦难揭开伤疤将隐藏在乡野历史深处的真相在阳光下裸呈,同时,浓郁的江汉平原地域文化风情的铺陈与再现,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真实历史的残酷性,形成叙事结构和情感表达的张力空间,由此实现了对历史在场感的审美超越。

一、深厚的生活积累

《贫困时代》采用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小说的发生背景、客观环境、生活细节、经验表达方面费尽心力,力求最真实地还原文革时代江汉平原水乡的“物质”性存在感觉,从而为小说文本构建了扎实深厚的叙事基础。

首先是关于文革期间基层社会行政组织及其运作、频繁的政治运动和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小说从社会主义农村教育工作队发放救济款开篇,通过外号“糊锅巴”的社员胡娃扯横皮耍横枪骗领二元八角钱的情节,逼真地再现了“贫困时代”下人心的贪婪和可悲。小说以时间为序,举凡“四清”运动、五类分子批斗大会、文革、贫协代表监督生产队长和队员、破四旧、“三结合”、大字报、“早请示晚汇报”、“斗批改”、“造反派”、语录歌、样板戏、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一打三反”、学制缩短教育革命、大串连、知青下乡、珍宝岛之战、林彪事件、批林批孔、评水浒、周恩来逝世、天安门事件、毛泽东逝世等,构成小说叙事的标志性节点,小说作品还绵密地交织着历史文献、人民日报社论、大字报、民间诉状、新闻播报、政治顺口溜等富于鲜明时代性特征的材料,将虚构的小说情节和人物命运进一步在真实历史进程的框架内“坐实”。这种叙事方法,我称之为“历史的拟真性”。

其次是对经验世界的拟真性书写。毫无疑问,达度富有深厚的生活知识积累,他在小说关涉的十二个寒暑中间,将此生活经验和人间知识细致展呈,描写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比如小说写道,老沙牛(母牛)下崽后一直没有奶水,生产队出钱买来油条豆浆,给老沙牛发妈(奶),在禾场上,“人群里面,运东的爹爹应于贤跟刘福生几个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找来一把扬叉,绑在两只牛角上面,这样一个人就制住了牛头。应于贤一手抠开牛嘴,另一手就把油条往牛嘴里塞,塞了油条再灌豆浆。其他几人都很听指挥,叫拿什么就拿什么。这情景,就跟以前灌牛药差不多。所不同的是,牛药很苦,牛不肯喝,就使力犟;而油条豆浆是牛愿意吃喝的,所以不但不犟,还很配合。这样忙碌的人也不至于紧张吃力了”[]。用扬叉控制牛头,灌油条豆浆发奶,此种“生活知识”,如果没有真实的生活经验,或者没有亲眼目睹,恐怕不会写得如此形象生动。再如小说描写格生钓鱼,“格生是个抓鱼的老手,他知道水中的黑鱼都躲在哪些地方。黑鱼一般喜欢在水草茂密的地方造窝儿,有时出水换气,尾巴在水面一扫,水草就被它洞开了一个窝。天热的时候,黑鱼还喜欢在荷叶下面躲荫,要是有蚵蚂在荷叶上面蹦跳,多半都成了黑鱼口中的美食。有的塌皮荷叶上有损伤,或者干脆出现了一个口大的洞,那肯定是黑鱼夺蚵蚂所留下的印记”,“格生就在那些水草稀疏的地方和塌皮荷叶的边上,不停地咚来咚去。这种钓法叫咚白水窝子。这种方法还真有效,不一会儿,只听水里轰地一响,格生把手里的竹竿一甩,一条黑鱼就钓上来了。这是条尺来长的黑鱼,怕有一斤多重”。[]文本中的“黑鱼”就是财鱼,“蚵蚂”即是青蛙,“咚白水窝子”的钓鱼技术等,无不带有鲜明的江汉平原水乡的地域特色,因为所叙是江汉平原水乡生活,小说文本中类似的用赶罾子、撒鱼网、下卡网、用鱼罩鱼等捕鱼的生动细节展示,所在多有,无不显示出达度富有深厚的生活经验积累和惊人的表现生活经验的叙述能力,这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可贵品质。

二、深刻的情感开掘

幼年生活经验对于作家而言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所谓故乡不仅是地域的存在,更是情感的存在。中年达度在写作中回溯“文革”全过程,自然运用了自己童年和青少年的情感储藏,其间交织着对于故乡的留恋深情和决绝批判的复杂情感。“回不去的是故乡”,花开花谢,云卷云舒,湖田仍在,物是人非,“故”乡漫随逝水,一旦离开就再也无法抵达。

小说建立于客观真实性基础之上的深刻的情感开掘,主要围绕故乡的人、物、事展开,情感向度是爱恨交织,情感温度是冷热共生,而追求真实性的写作立场往往会令小说叙事带有原生态的“零度写作”的风貌,看似不动声色不作判断的冷静叙述的文字表相下面,其实蕴藏一股汹涌澎湃的写作激情。

乡村的孩子动辄得咎,相比于城里的孩子来说,挨的打要多得多,而且许多次挨打往往并没有任何理由。农村有句老话,“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打孩子竟然成为文化生活苍白的乡村的一项重要娱乐和休闲活动内容。外人觉得匪夷所思,局中人却觉得理所当然。童年的应运东经常挨打,挨打后就是挨饿不吃饭,转移情绪的方法就是盯着地上的蚂蚁看。应运东的弟弟运喜要玩他的书包,他舍不得给,“转天中午,运东同玩伴们散了,回家吃饭。没想到一顿家伙正等着他。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父亲不分青红皂白,就给了他拳头耳巴子一顿暴打。运东躺在地上嚎啕大哭,赖在地上不肯起来。他以前也没少挨父亲的打,但只要母亲在跟前,她总是出来转弯。可母亲今天不但不转弯,还在一旁添油加醋地数落他。他就知道今天这顿家伙吃的是昨天的亏了。可昨天是他的错吗?明明是他的书包,为什么要让运喜拿走?他感到十分委屈。直到一家人把饭都吃完了,他还在地上一边干泣,一边看蚂蚁觅食”。[]哥哥应该让弟弟,大孩子应该让小孩子,这是乡下人的“礼行”,是道德判断;而不分对错是非,争执的起因究竟如何,事实判断在乡下人的家庭冲突中永远缺席。将挨打的经历和感受描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应该不是作家的向壁虚构。江汉平原乡村的孩子们,尤其是家中的长子,谁没有过无故挨打视频繁的“家暴”若等闲的童年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有过受虐经历的孩子长大以后,容易形成对强权的崇拜,在潜意识深处他希望成为那个施虐的人,或者将曾经的受虐屈辱转化为对强权的反抗,他会以为弱势群体出头抗争的方式反对强权。这种对强权的亲近与反抗,正是决定应运东此后人生命运的心理动因。他在文革期间因为写作反对血统论的体会文章,差点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他不间断地读书读报勤奋写作,目的也在于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内在的心理驱动力还是强权崇拜。他对父亲爱恨交织,经常无故挨打生长出来的仇恨,往往又会被父子俩齐心协力地打鱼卖鱼、共同劳动的艰难挣扎中生长出来的温暖亲情所冲淡。直至父亲被人诬告为偷盗团伙成员,而在生产大队“民兵指挥部学习班”被人打死,应运东“心里一边滴血,一边升起了一把无名鬼火,并暗暗发誓:一定要查清父亲是怎么死的!一定要为蒙冤受害的父亲洗清身子!一定要向残害父亲的凶手们讨还血债!”[]小说《贫困时代》也在此种莫名悲愤与屈辱的气氛中划上句号,满蕴着爱与恨、义愤与悲痛的情感张力。

对于脚下这片赖以生存的故乡土地,应格严、应运东父子同样爱恨交织,充满犹疑和矛盾。文革时代僵硬的政治经济体制对于人们的种种束缚和限制,贫困的土地贫乏的物产养不活故乡的人们,应格严多次设法想要搬到一处能够自由生活、不受限制、物产丰富的地方去,结果总是幻化为泡影。而同时,这一方贫瘠的土地毕竟养活了故乡的人们,他们想方设法,最终生存下来了,应格严就是在村民们扑锅断餐的情况下,通过偷偷地打鱼捕鸟的方法,养活了一大家子人。所以,他们对于这片土地又充满感激的深情。应运东最好的小伙伴如于亮、木生、牛娃、石头、格龙等,曾经给予他童年和少年时代最纯真的友谊。他在文革时代偷偷阅读的书籍,倾听的故事等,无不来源于故乡,阅读为他揭开了人生视野的新的篇章,不思量,自难忘。

情到深处是无言,关于故乡,爱恨两难,最理想的方法当然是将道德悬置,不予判断,只作“零度叙事”,陈述出来就好。于是,我们读到了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曹禺以来的最为朴野、真实的世情人心。沙湖团的一个民工,因为观看别人赌博而被铁锹打伤,应运东和于亮、木生、牛娃几个人前去看他,当他们看到那个“头缠卫生绷带,只露出两颗眼珠的病人”时,“众人忍俊不禁”,笑出声来,那人申诉说:

“现在不是很疼,伤得很哪。我当时就听到了一炸,连我耳朵门子都是一震。我心里都晓得,完了完了,是用铁锹砍的,好下的心哪。从我额壳一直砍到了鼻梁骨,全砍开了。我自己都晓得,连眼睛都分开了,还不敢把脑壳夹紧,疼,说话都疼,还成瓮鼻子了……”

他们几个终于忍不住又笑了。[]

这是典型的“看客”心态,是鲁迅痛加针砭的国民劣根性——“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但这又确实是江汉平原水乡人们的真实心态。本来事不关己,本来应该同情无辜的受伤者,却转化为乡下人的谈资,供他们赏鉴、娱乐。《水浒传》在“假李逵剪径劫单人,黑旋风沂岭杀四虎”一章后叙述李逵回到梁山泊,诉说一路上杀死假李逵,背老娘至沂岭,被老虎吃了,自己提刀怒杀四虎的过程时,“众人大笑”,替天行道、“视兄弟如手足”的好汉们哪里有半点民胞物与的人文情怀?我们实在要感谢这种“冷血”的文字,因为它写出了人间的冷漠和世情的寒凉。

最大限度地展示民间社会的真实性和野蛮性,是达度的写作追求向度,在乡村情感世界中,冷漠的赏鉴也往往与温情的关怀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小说中陈安颖与应运东的母子关系,应运东与小伙伴们的友谊,邻里乡亲和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等,都不乏温情脉脉的篇章。其中对水乡人内心世界中最真实的情感开掘和精彩呈现的文字,当属对于烟婆的叙事。这位据说是从汉口来的烟婆,先前和三队的夏志光一起生活,夏志光以前是有老婆的,但他的老婆带着儿子跟别人走了,所以就和烟婆同居着,但因为烟婆喜欢吃烟、喝酒、吃鱼,他感到吃不消,便托人给应格严的父亲、鳏夫应于贤做个媒,过不多久烟婆嫁过来,闹了洞房,就与应于贤老汉生活在一起了。不料三个月后,应格严一家也供不起烟婆的开销了,烟婆只好“哪里来的哪里去”,重新回去找三队的夏志光。应该说,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应格严,对于这位父亲的续弦、自己的后娘,还是很不错的,“那时候十块钱就算一笔家当。游泳烟号称高干烟,一条烟值两块九,一般人见都见不到。一条新华烟两块四,一般人也抽不起。最常见的就是鸡公烟,一包一角五,也不是人人都抽得起的”[],在生活格外贫困的条件下,应格严还经常打鱼换钱购买整条的新华香烟送给她,以致于陈安颖很不满意。烟婆在两个男人之间“转手”,双方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当之处,甚至应于贤老汉之所以“接手”,是因为夏志光救过自家的孙子应运东的命,觉得对方有恩于自己才答应“接手”的。民间情感的朴野、真率,于此可见一斑。

三、浓郁的地域色彩

小说的主题线索明朗,叙事流畅,引人入胜,随意设置的叙述闲笔,有意点染的地域风情等,铺陈得恰当得体,为小说增色不少。小说开篇的胡娃赖账的精彩情节,唤起读者的阅读欲望。小说叙述文革时代的江汉平原地域历史,纵横捭阖;叙写应运东的成长历程,视野开阔,将国际风云和国内政治形势变化与水乡发展历史有机融合,凸显出文革时期政治第一的时代性特征。小说对水乡生活中的打鱼、卖鱼、放牛、种棉、双抢等场面描写得十分生动贴切,生活气息浓郁,乡村田野的泥土腥味和浩荡湖风溢出文字扑面而来,让人感到特别亲切。应该说,作家达度有意识地营造出来的浓郁的地域风情,为小说平添了别样的艺术风采。

现实主义小说家必须是熟谙生活细节、富有日常人生经验的“杂家”,达度对赌博、种稻、放牛、织网、摸鱼、戽水、挖藕、摘莲蓬、捡螺蛳、巫医马脚等江汉平原水乡的民间生活经验了然于心,这些“知识”的取得,无疑来源于作家的亲身生活经验。小说描写少年应运东暴风雪天下湖挖藕,“他终于看到铁口挖起来的一摊淤泥上有一截断了的藕簪,这着实让他高兴。他连续挖了几下泥,可还是不见藕,他就有些急不可耐了。忙着用手去抠,用脚去探。还是脚比手管用,捅得深,触到了藕,可要把藕拿出来仍不简单。运东继续下力甩淤泥,效果却不大,好像你甩多少,那淤泥就给你填多少。坑里的积水也越来越多,他已经没有力气去再戽水了。他身上的热气好像都被淤泥一点一点地吸走了,他又开始发抖,而且越抖越厉害,渐渐地好像难以自持了。他看到那藕坑里的水同他发抖的身子在一起颤动。他的脚下触着藕,可就是拿不出来。有一忽儿,他好像感觉不到藕了,心里一慌,连忙用脚再去触藕,于是几下,又触到了藕。其实藕一直踩在他脚下,只是脚冻麻木了,才失去了知觉。他还用铁口去触脚背,竟是像在木头上触一样”,“他想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于是放了铁口,用手去下力抠。他先之所以不这么干,是怕拿起来的是断藕,如果淤泥灌进藕眼里,那就太糟糕了。现在只能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了”,“他那匍匐的身子有一半浸入泥水里,脸也有一部分没在水里。他屏气发力,终于拿出了一节藕。接着再鼓干劲,又拿出了第二节。这样拿藕之后,他的气力几乎耗尽了”。[]这是小说文本中少年应运东“第一次”挖藕的艰难情形,其所思所行,应该也是作家的真实生活经历。类似的关乎生活经验的精彩再现,无疑令小说叙事变得丰富、繁盛、生动、枝叶摇曳。

在长篇小说叙事中,关乎生活经验、劳动技能、世道人心、风物民俗等方面的知识性书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衡量小说艺术价值高低的核心标准之一就是知识性书写的得失成败。《贫困时代》在知识性书写方面,没有遗珠之憾,更没有失当错舛之处,于此可以想见作家所下的小说之外的生活积累的功夫。小说叙述乡亲们如何度过荒年,写道:“对付荒年最靠谱的还是靠湖吃湖。鲫鱼湖里盛产鱼和莲藕。哪怕到了扑锅断餐的地步,人们还可以去湖里想办法。湖边人家常年备有捕鱼挖藕的工具。像杀网、丝网、络子、卡子、赶罾子、瞄罾子、毫子、花罩、鱼叉等等,各家各户都置备了几样,一到用时就全都亮出来了。况且,每年春夏之际涨水,秋冬之际退水已成定律。退水的时候容易走鱼俏。所以走鱼俏,就是湖水退得太凶了,影响了鱼的生存环境,鱼儿就随水而下,汇聚到剅沟里,就形成了鱼汛,江汉平原湖区一带称之为走鱼俏。”[]类似的关于江汉平原水乡生活的知识性介绍,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有效地增强了小说的地域风味。

浓郁的地域色彩,得益于小说中信手拈来的江汉平原水乡生活符号的应用,如“老实无怨”(老实),“您郎”(您),“开限”(远处),“上门问礼行”(责问),“烟熄火熄”(安静下来),“转一下弯”(劝解),“搞拐打”(弄糟了),“打抽护圆场”(劝说),“消开”(让开)等方言,泥土气息浓郁,读来让人感到格外亲切。其他还有民俗、风物、特产、禁忌、方言、歌谣、谚语、打硪歌、儿歌、三句半、民间巫术、讲古话、猜谜射局、杀喜猪、婚丧嫁娶风俗、四季节俗、皮影戏、花鼓戏、民间故事等的书写,既是小说叙事情节走向的需要,也是达度书写地域史诗的文化内容呈现的需要。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称这部小说为江汉平原水乡的“风俗志”。比如这首代代相传的儿歌《三岁的娃》,该能唤醒多少人的童年记忆:

三岁的娃,会梯(推)磨。

梯的粉子白不过,做的粑粑甜不过。

爹爹吃了十三个,留两个,接婆婆。

婆婆吃了心里磨不过,半夜起来摸茶喝。

炊子撞了前脑壳,门闩撞了后脑壳。

一跤跌的门槛上,跌的婆婆死过脚。

嚷的嚷,喊的喊,婆婆到了田中坎。

深些挖,紧些埋,不准这个好吃婆婆爬起来……[]

四、在场与超越

达度的小说志在书写江汉平原的地域历史,为水乡村民作传。生动鲜明的在场性是小说最为突出的特征。关注底层、贴近泥土、聚焦时代潮流中的小人物命运的书写姿态,迥异于齐邦媛的《巨流河》、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等人的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其静观的、零距离的叙事情感,也与杨绛《干校六记》幻想有一件隐身衣可以“万人如海一身藏”,陈白尘《云梦断忆》在野外放鸭中自得其乐的陶醉和物我两忘完全不同。鲜明的在场性,是达度小说书写真实观的具体体现,也是“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万物并作,静观其复”的生存哲学的具体体现。

达度小说描写的是真实的江汉平原水乡生活,具有直逼人心撼人心魂的力量。小说的在场性本身自具意义。谢有顺说过:“许多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注意这种本然生活,而是把目光都投向了那种演绎的、虚构的、剪辑过后的生活。电视剧的盛行,展示出的正是这种戏剧人生的魅力。但生活并不会按照小说、戏剧的方式展开,那种危机四伏、命运跌宕、高潮迭出的生活,不过是编剧的一种想象,真实的生活更像是散文,没有中心,没有主线,一地鸡毛,但也不乏一些精彩的场面和细节。”[11]达度小说原生态呈现的意义,更容易被误读为历史的真实,而非文学的审美。而我们知道,一旦进入书写领域,生活的原材料就将被动地接受作家的选择和扬弃,创作主体的创造性总会或隐或显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12]典型塑造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金律,《贫困时代》对应运东的阅读史的关注,就具有鲜明的“典型”性意义。乡村少年应运东的阅读对象,是民间故事、红色经典、四大名著、党报党刊、鲁迅著作,当然也包括战争电影、大字报等,可以说完全被笼罩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这就不同于朱学勤、徐友渔等人的自我启蒙式的地下阅读,当然更不同于传统读书人的从“三百千千”开端的儒学训练,其思想成长势必影响到以后的人生道路选择和处世哲学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时代》的鲜明的在场性又牵制住了小说艺术应有的超越性。因为小说的隐秘乃是“对逝去的时间的收复,但这是一种模拟,一种虚构,回忆的东西通过虚构溶解在梦想中,梦想又溶解在虚构里”。[13]真实与虚构的复杂交融,是小说艺术的魅力所在。诚如歌德在《诗与真》中所说:“每一种艺术的最高任务,即在于通过幻觉,达到产生一种更高真实的假象。”[14]对于现实主义创作而言,作家所应执著的真实,远非生活原生态的真实,远非自然主义写作式的在场性,而是一种“更高真实”,其来源是心灵深处的真实情感,包括爱情、荣誉、同情、自豪和悲悯等,“少了这些永恒的真实情感,任何故事必然是昙花一现,难以久存”,福克纳说,“他若是不这样做,必将在一种诅咒的阴影下写作。因为他写的不是爱情而是情欲;他所写的失败里,谁也没有失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所写的胜利里没有希望,而最糟糕的还是没有怜悯和同情。他的悲伤并不带普遍性,留不下任何伤痕。他描写的不是人的灵魂,而是人的分泌”[15]。《贫困时代》无疑是作家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没有人为拔高,也没有刻意压抑,而追求一种无间隔的零度呈现和仿真还原,其缺失则在于审美超越性不足。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审美超越性不足的因素,乃在于小说文本中的精彩的地域文化呈现。地域文化作为一种在岁月长河中积累沉淀的相对恒定性的因素,本身就具有突破历史时间的局限性和规定性的意义。《贫困时代》遵循线性时间的发展序列,虽然是回瞻的视域,实则是贴近式的想象还原,而这种依赖历史演进的在场性,在先锋派小说家看来,却不足以作为凭据,作家的“记忆逻辑”很容易摧毁历史的客观真实性。正如余华所说:“世界是所发生的一切,这所发生的一切的框架便是时间。因此时间代表了一个过去的完整世界。当然这里的时间已经不再是现实意义上的时间,它没有固定的顺序关系。它应该是纷繁复杂的过去世界的随意性很强的规律。当我们把这个过去世界的一些事实,通过时间的重新排列,如果能够同时排列出几种新的顺序关系(这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就将出现几种不同的新意义。这样的排列显然是由记忆来完成的,因此我将这种排列称之为记忆的逻辑。所以说,时间的意义在于它随时都可以重新结构世界,也就是说世界在时间的每一次重新结构之后,都将出现新的姿态。”[16]时间不足为凭,地域书写的意义便凸显出来。尤其是在现实主义写作中,地域书写具有独特的重要的意义,它超越了在场性,部分消解了真实历史的残酷性,由此形成叙事结构和情感表达的张力空间,散发出更为恒久的艺术光辉。

毋庸讳言,全景式、整体性地再现“那个时代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梦想”的叙事野心,真实、生动地复现文革时代江汉平原水乡地域历史的写作追求,让小说沉迷于对在场性的情节、变化、流动、场景的绵密展示,具相充盈,细节肥大,导致审美性的意象呈现相对不足,超越性显得不够充分,与叙述对象缺乏必要的距离,对乡村现实的权力运行和政治结构缺乏必要的批判和反思,以暴制暴以恶对恶的反抗方式固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相对来说也就缺乏人文主义的温情观照,地域文化风情的展示过于密集缺乏必要的剪裁和提炼,这些不足,又可以说是“在场与超越”的两难式写作困境,作为一部精彩呈现江汉平原地域史诗的力作,毕竟为我们提供了足堪铭记和珍视的新的文学表达空间和地域视野,其创新性意义自然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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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度:《贫困时代》,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

[]达度:《贫困时代》,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页。

[]达度:《贫困时代》,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第50页。

[]达度:《贫困时代》,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第48页。

[] 达度:《贫困时代》,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第502页。

[]达度:《贫困时代》,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第418页。

[]达度:《贫困时代》,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第4748页。

[]达度:《贫困时代》,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第345页。

[] 达度:《贫困时代》,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191页。

[]达度:《贫困时代》,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

[11] 谢有顺:《记录也是一种善》,《消夏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12]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683页。

[13]巴尔加斯·略萨:《谎言中的真实——巴尔加斯·略萨谈创作》,赵德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14]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46页。

[15]参见林贤治:《自制的海图》,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页。

[16]余华:《虚伪的作品》,《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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