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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榫“大时代”的“致青春”——郭海燕的《理想国》《世纪末》探析

来源:湖北作家网  发布时间:2017-06-12 00:00  作者:阳燕

摘要:

       1、转向与突围

郭海燕的小说创作大致始于新世纪初期,在20042008年短短的三五年内,她接连发表了《单双》、《指尖庄蝶》、《殊途》、《秋分》等小说,频频亮相于《中国作家》、《上海文学》、《大家》等重要刊物,引起广泛关注。初出道的郭海燕专注于情感题材的创作,但其婚恋小说少有青春之爱的梦幻纯美,多为婚姻的绝望、两性关系的暗黑以及世俗生活的混沌与荒谬。她的写作细致深入,对复杂人性的开掘与幽微情感的表现都比较到位,笔墨大胆而尖锐、敏感且通透,显示出不俗的艺术感觉与文学潜力。而另一方面,郭海燕的小说作品也是瑕瑜互见的,如擅长个体生命感受的传达而疏于社会历史的把握,感性有余理性不足、得之细致缺之厚重。因此,“重建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血肉联系,重建一种作家与生活的对话性关系”,不失为封闭于个体世界的创作者拓展文学新路的方向之一,也是评论者对于郭海燕的一种期许与等待。[]

事实上,郭海燕并不拒绝“时代”这个大词。在《个人写作与时代表达》这篇文艺随笔中,她强调了基于“排他的个体劳动”的写作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但也正视个体写作难免浸润于时代之中的性状,因为“反映不同历史情绪、不同社会热点或不同消费习惯的个人写作,无不映照出时代的色声香味触法,无不描绘出所在历史横断面的纵深因缘,它们殊途同归地将时代心理、性格、趋势包括体温等,编码、编年保存……”[]此言不谬,在郭海燕那些貌似沉溺于个体生命感受的情爱书写,又岂不与浮躁不安、光怪陆离的外在世界交缠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较而言,郭海燕的《理想国》(发表于《上海文学》2013年第7期)与《世纪末》(发表于《小说界》2016年第2期)是更直接地切入了堪称“厚重”的现实——国企改革,格局更为宏阔,现实感更加强烈。但作者依然试图在这个宏大的现实主义题材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独特表达。

       国企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复杂而影响深远的一段历史,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焦点题材之一,出现了大量富含时代内容的作品。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与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是新时期之初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品,注目于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之间的观念较量,刻画了乔光朴、霍大道、郑子云等勇于开拓、矢志不渝的英雄形象,呼应了改革必行、行之必胜的时代主调。随着改革的深入与市场经济转型的冲击,各种矛盾逐渐突出、问题更其显露,有关国企的文学书写也发生分野:谈歌的《大厂》、李肇正的《女工》、张宏森的《车间主任》等被名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冷峻正视改革面临的问题,但将改革之路的困难理解为“阵痛”,倡导“分享艰难”的道德主题;而“底层文学”潮流中曹征路的《那儿》、杨刚良的《白乌鸦》与楚荷的《苦楝树》等小说,则以激烈的批判姿态面对改革弊端,对国企改革的复杂性尤其是下岗工人群体处境的变化给予了深刻的表现与思考。此外,张平的《生死抉择》、张力翔的《潜谋》、杨小凡的《天命》、崔曼莉的《浮沉》、习晓思的《国器》等小说,则将反腐、商战、职场、利益斗争等元素融入国企改革背景或题材,使国企书写呈现出更丰富多元的面貌。

       伴随着国企改革的发展与变化,相关的文学书写已积累了英雄叙事、道德叙事、悲情叙事等多种类型,如何另辟蹊径、再铸新词,自是后来书写者的一个难题。郭海燕选择了一个特定的人群——1990年代初进入国企的大学毕业生——为叙述视角,其时,中国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国企改革深入到产权制度层面,涉及结构调整、重组改制、下岗、破产等更严峻的问题,这些新入职的青年员工遂成为国企改革独特的亲历者与见证人。与长期置身于体制内的有着强烈主人翁意识的传统产业工人相比,市场时代的国企青工拥有独特的状貌:涉世未深、工龄不长、位置边缘、历史包袱轻、现实牵绊少,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适应能力更强、观念与知识更新速度更快,他们下岗后也更容易获得新的工作机会。因此,“年轻的国企人”是极易被主流话语乃至文学书写忽视的一个群体,即如《理想国》与《世纪末》的主人公“蔚小壮”的经历——大学毕业进入国企,单位破产后下岗,钻石般的六年青春换来一万二千元买断工龄的钱,最后连自己的档案也在一片混乱中不知所终。

显然,《理想国》与《世纪末》即是郭海燕为这个被忽视的人群寻回“档案”的努力,她试图用文学的形式呈现他们的情感与命运,刻画一段与转型期中国历史相交织的青春岁月,并对那曾经的时代与青春进行独到观察与解读。

2、青春视角下的改革叙事

《理想国》起笔即是“壮志集团破产清算进行了四年,老牛拉破车,终于算到头了”,早已下岗的蔚小壮回到集团总部去领取微薄的工龄买断费,小说便在其物变人非的感怀中展开叙事,回溯、对比、穿插,描述出国企改革背景下一群知识青年的前世今生。1990年代初期,在“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背景下,800多名大专院校毕业生进入了正如日中天的国企改革试点单位“壮志集团”,他们赶上了集团辉煌的尾声,所谓的辉煌中已难掩无序乱象,所谓的突围或复兴只是回光返照般的昙花一现,集团终以宣布破产的方式黯然收场。曾经热血沸腾雄心勃勃的“八百壮士”们也纷纷南下北上、自谋生路、天涯四散。

郭海燕笔下初出校门的青年职工们,既非风口浪尖的改革家,也非承受巨大失落与困境的老工人,却也是时代变化的一群亲历者与见证者,折射出特别的历史况味。当蔚小壮正式开始其工作时,就领教了集团“财务管理漏洞百出”的混乱状态——“她打开的是账务箱么?是潘朵拉盒子!原始单据缺胳膊少腿儿,手写条儿千奇百怪,稽核空白,记录混乱。数不清的烂账假账,粉饰太平,掩耳盗铃……”《理想国》回避了对壮志集团改革全过程的叙事,但职工间流传的“壮志快四舞曲”(所谓“上市期间潇洒、上市之后嚣张、三五年消沉、最后消失”)却精简概括了壮志集团由盛转衰的线索,同时,借助蔚小壮等职场边缘者的眼与口,也点染出了壮志集团走向末路的种种原因,如急剧扩张、人员混乱、规模过大、战线过长、掌权者骄奢腐败等。

     拘囿于蔚小壮的视点,《理想国》主要呈现了留在集团总部的李纯与蔚小壮的故事,分派到外地的他红强、乔桥、小穗等人的重要情节,只能以口传耳闻或字眼片语来展现,导致作品某种程度上的狭窄与单薄。随后,郭海燕又写了《世纪末》,以姊妹篇的形式弥补《理想国》未曾充分展开的部分。《世纪末》的主人公依然是李纯与蔚小壮,但他们并非作者前作的简单延续,而是更具综合性的两个人物形象,前者熔铸了他红强与乔桥,后者则结合了小穗的一些特质;小说的叙述场景也转移到了离总部七八百里的三级分公司,从基层“一线部队”的角度对国企改革背景下青年创业的内容进行更详尽的书写。显然,《世纪末》试图在更开阔的空间以及“涂满世纪之交变幻莫名的色彩”中展开更复杂的叙事。小说开始就是一个激烈的场面:因为欠发工资,来自南昌分厂的工人“挟持”了集团副总,从而将《理想国》中仅以谈资、流言现身的矛盾冲突摆上了桌面。“值钱的被你们卖光了,设备没了,厂房没了,连地皮都没了,豪华小车倒是一年比一年多!我们上班半年不见一分钱!”在“劫持者”掷地有声的控诉中,所谓“我们”与“你们”是对立的,风雨飘摇中集团领导层与普通工人之间的利益分歧与尖锐矛盾跃然纸上。郭海燕在《世纪末》中所叙的“我们”这个群体,已不再仅仅是大学毕业的青年工人,还隐伏着其他喝酒打谑、怨声载道、牢骚满腹的下岗待业工人们,包括如“老唐”这样的老工人形象。

历史的遽变落到个人身上,而时代“像雾像雨又像风”,因此,在郭海燕的叙述中,很少出现简单直截的判断或愤激的道德谴责。无论是《理想国》抑或《世纪末》,作者都描述了企业于危机中试图“分块搞活、重发引擎、再铸辉煌”的努力,但并不掩盖其“顽症”难治之根本;对于缠夹着拯救与鲸吞的“管理层收购”的模式,作者也没有简单地赞同或反对,而是借用各持立场的男女主人公的对话呈现其利弊兼有的两面性。在《世纪末》里,搭乘末班车进入壮志集团的青年的命运与企业的发展变化关联更加紧密,李纯也成为一个更复杂的人物形象。企业风生水响之时,曾为踏实肯干的李纯提供了最好的平台,使其“个人业绩在同行中遥遥领先”,成为闯荡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在大厦将倾的时候,李纯也有私设小金库、公款私存的行为,并做主卖了公司的剩余物资,“每人发些工资,然后半夜造饭,饱餐一顿,鸟兽归”。对于小金库或“李纯赏”这些不合法度的存在,小说都没有作简单的判定,而尽量从历史时代的复杂性上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解,因为“正常的工资收入靠不住,反而是各家的小金库如杨枝净水,关键时刻慈悲为怀,点点滴滴救苦救难。”

3、意绪复杂的“致青春”

将青春叙事与改革叙事缝合,固然表现出了作者在题材处理上的一种匠心,而从根底上上来说,也与作者自身的经验与情感密切相关。在《理想国》的“创作谈”里,郭海燕劈口就是一句,“我在国企上过班,经历了国企破产——在我初离开校门无知无畏的时候。二十世纪末,我和一大群同龄人共事,一起欢声笑语,一起悲伤忧悒,在命运的海啸下抱团取暖,然后被冲散……”[③]从《理想国》到《世纪末》,郭海燕在短暂的三年中重涉相同的题材与相同的人物,可见作者内心对这段与自己切近的历史有多么的熟稔、在意,也有不吐不快的迫切以及意犹未尽的言说欲望。在“情不能已”的心绪中,作者尽管触及到了当代社会的宏大主题,但她还是无意去完成一部宏大历史的叙事,或许,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说,她关注的焦点还是人物的命运。

“社会,才是真正的大学”,借助人物之口,作者曾如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理想国》与《世纪末》解读为一部世纪转型背景下大学毕业的青年职工的成长故事或“青春之歌”。[]小说刻画了蔚小壮、李纯、他红强、乔桥、小穗、小隋、小应等不同性格与遭际的人物形象,以国企改革为背景,这群年轻人度过了他们离开校门后最初几年的青春时光,此间有歌声、笑声、争吵、眼泪,有激情、梦想、迷惘、失落,还有单纯如初月的爱情与真挚坦诚的友谊。时代的狂潮在每个人的生命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创伤:硕士兼双学位的他红强刻苦能干,最终却为买婚房铤而走险,因金融诈骗成了阶下囚;乔桥披星戴月拓展业务,赢得一片掌声与鲜花,受堂叔行贿受贿、贪污公款的牵连,最终神秘失踪、音讯全无;利用优先收购权,李纯走上了从商之路,在成熟的同时却渐渐失去初心,即便是最具理想主义情怀的蔚小壮,在成长为“自信”的同时,也“好像比以前冷血了点”。在郭海燕笔下,被历史裹挟的青春是杂色的,纯真美好,却也不乏残酷,即如作者所述的,那段必然有所牺牲的改革史重塑了蔚小壮们,“让她(他)们从内到外改变,带着命运的气息,成长为大树、灌木或野草,回归各自的森林、高岗或荒漠。”

对于这段与时代大潮密切交织的青春故事,郭海燕自觉地尽量书写出它的多彩性与复杂性,与之相携的是,小说的语言也如行云流水般流畅,融合了冷峻与幽默、抒情与反讽等多元色彩。在这充满丰富混响的“青春之歌”中,感伤的情绪与理性的思索是最为突出的两个主调,它们彼此缠绕、相互砥砺,为郭海燕的小说调配出别致况味。

以蔚小壮为叙事视点,《理想国》与《世纪末》隐含了一条或显或隐的回忆线索,使作品氤氲着一种缅怀、追念的伤感格调。两部小说都有一个“沉船”的意象,《理想国》中是“泰坦尼克”豪华大游轮,《世纪末》中是俄罗斯的“库尔斯克”核潜艇。在小说里,作者用抒情的笔调写到,“我们的泰坦尼克号,壮志青春的泰坦尼克号上,会有获救的罗丝吗?会有见证真情的美丽钻石‘海洋之心’吗?会有落泪的观众吗?那些初次登台、激情洋溢的年轻壮志人,在憧憬和懵懂中突然落海,身不由己挣扎着,他们不知道已无法谢幕,因为观众散场了,去赶着看下一个热闹,遗下世纪末梦想泡散的人儿在浪里,若隐若现,无法靠岸……”传达出蔚小壮如海水般苦涩绵长的思绪。另一方面,在感伤的情绪基调中,小说也不时跃动着理性化的思索。作者将时代施与人物的冲击视为“洗礼”、“锻造”、“浇筑”,年轻的生命遂在“刀砍斧凿重削”中“脱胎换骨”,成就其如“像金刚,又像海绵”的质地。或许,这是郭海燕将一个附着于“沉船”的故事命名为“理想国”的原因所在,纵然岁月流逝、命运沦陷,曾经的历史时光依然为年轻生命刻下年轮,赋予其成长的价值与意义。即如作者在小说中抒写的,“铁锅顶头的现实生活,最终教会没落的‘天之骄子’、破产国企职工蔚小壮,如何单打独斗,如何坦然面对战车般轰隆隆而来的庞大世界,学会去领悟生命不息、战斗不已的真谛。她慢慢平心静气。破产又怎样,失恋又怎样,失业又怎样?”

郭海燕终究是一个抱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家,正视生活、历史、世界的深邃与宽广,纵有大浪滔天、酷寒烈日,依然愿意用温情去拂照。即便是现实主义特质更鲜明的《世纪末》,作者也为温情留下了一定的位置,小说给主人公蔚小壮安排了一个和煦温暖故土家园,妹妹“小实”虽有些弱智,却是有爱心与灵性之人,最终凭借勤恳获得了一份打扫鸡舍的工作,“以自食其力,为自己争了一口气,也为自己解了一口气”。因此,无论青春狂途上的蔚小壮如何惶惶失落,大地、家园、亲人总是可以倚侍的精神力量,也是永远的理想之国,由此出发,便可继续跋涉在朝向“新天地”的路上。

事实上,《理想国》与《世纪末》也可视为作家郭海燕文学之旅上的一个新路标,她用情深意切的歌调完成了历史与青春的回溯,凝聚着严肃的人生思考和人物独特的生命体验,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融合中彰显出鲜明的时代质感。循此路径,未来,或更值得期待。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注:本文发表于《文学教育》2017年第6期(下)



[] 蔡家园:《重建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血肉联系——“突围”中的郭海燕及其他》,《文艺报》2014613

[] 郭海燕:《个人写作与时代表达》,《文艺报》2013812

[] 郭海燕:《永远的理想国》,《中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2期增刊。

[] 李运抟:《理想之光的照耀——郭海燕小说创作论》,《新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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